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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宗教中国化

时间:2019-01-07 16:36     来源:中国民族报     作者:张践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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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华文化中具有的“和而不同”“中道宽容”的精神,具有跨时代的文明价值,可以治疗因宗教排他性而导致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是中华文化对全球化时代的巨大贡献。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宗教中国化
【图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因此,应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方面的引领作用。

  1 营造文化自信的社会氛围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没有及时赶上世界工业文明的浪潮,一度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被动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使很多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了信心,将军事落后、经济落后、政治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化的失败,各种形式的“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被当成了包袱,古圣先贤的经典被当成了历史的垃圾,似乎非得“改换门庭”方能获得民族的新生。因此,“去中国化”“逆本土化”首先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我们要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首先要在社会上为优秀传统文化“正名”,恢复全社会的文化自信。具体就宗教工作而言,我们要坚持以下4个方面的“中国化”。

  第一,要推进宗教中国化,首先必须坚持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伟大胜利的根本经验,在处理宗教问题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坚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学说也有一个中国化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列宁是在欧洲、俄罗斯的具体环境谈无神论问题,因此将宗教当成革命的大敌。马克思说:“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无神论是作为宗教的对立物出现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宗教,也就会产生不同的无神论。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是基督宗教,属于亚伯拉罕系的一神论宗教,对于其他宗教或文化体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上产生的无神论,必然也会对各种宗教采取彻底否定的看法,提倡“战斗的无神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就明显带有这样的色彩。然而中国历史上的无神论者几乎都是儒家知识分子,受孔子“敬而远之”“和而不同”“神道设教”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宗教大多采取一种人文化、理性化、伦理化的立场,将宗教变成政府教化民众的工具。因此,中国历史上强烈反对宗教的无神论思想家很少,大多数儒者都是“远神论”者,主张与宗教和谐相处,并对其进行改造,使之向对社会无害、有益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中国化,应当是向这种理性化、人文化改造宗教的方向发展。不要将无神论的社会目标锁定在促进宗教消亡方面,而是促进宗教逐渐向社会伦理学说转化方向发展。

  第二,要宗教中国化,必须实现宗教管理思想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就是社会一切工作都要向西方看齐,所有工作都要与欧美“对表”,但是往往忽略了中国的国情。西方的基本国情是绝大多数民众信仰基督宗教,宗教在中世纪曾经严重阻碍历史发展。因此,西方近代的启蒙思想家都在强调“政教分离”,保护公民的宗教自由。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能设立宗教,也不能限制宗教自由的实践”。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情是,宗教并未取得政教合一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虔诚信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特别是精英阶层,因此也不可能产生西方那种将宗教自由当成首要人权的迫切需求。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是世俗化的儒家学说,当代政治意识形态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更不可能简单、完全移植西方最大限度保护“宗教自由”的管理制度与方法。

  第三,倡导宗教信徒的思想生活中国化,也倡导不信教公民的思想生活中国化。近代以来,中国“事事不如人”的情绪弥漫着整个社会,即使在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之后,很多人仍然对自己的国家、制度、文化没有信心。企业家投资移民外国,将一本外国护照当成身家事业的护身符。一些普通工薪家庭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国留学,就是为能够在发达国家找到工作,拿到绿卡。自觉不自觉的,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盲目的集体无意识,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院长王学典出版了一本名为《把中国中国化》的新书。他不是研究宗教学、民族学的学者,他所指的对象是中国当代主流的社会科学。他说:“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更强烈地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转型。……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价值,所有的学科都是西方的。” 由此可见,中国化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第四,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与整个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结合起来。2014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赴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翻看全国课程教材时表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很悲哀。”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去中国化”,绝不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化而言。近代以来,中国人事事以西方为圭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有了条件,向西方学、到西方去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学外语从幼儿园的娃娃抓起,中学把外语当成重要课程,大学大量的教科书是引进的外国原版……此类现象不胜枚举。因此,我们要将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与整个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结合起来,通过弘扬、学习、理解、掌握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我们民族的文化自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这样,实现宗教中国化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2 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在论述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时候,一再强调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因为这些文化传统不是逝去的僵死教条,而是深入我们民族每一个成员血脉中的“生命基因”,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发挥着价值和导向作用。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当然要引导各种宗教适应当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国家政治大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其背后更深层的基因还在于文化的支撑。而文化的引导不是一场运动,不能够以简单指标衡量,不能用行政命令指挥,它如同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以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文化的引领虽然不够轰轰烈烈,不能立竿见影,但是它却像水一样无孔不入、无坚不摧,不知不觉中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历史上文明最悠久的民族,其持之以恒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种文化的软实力。

  用中华文化引导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一个重要的能量之源在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沃土。对于中华文化的价值特点,当代著名学者陈来概括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中华文化这样的价值认同,是我们在近代选择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国家根本政治追求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当各宗教自觉将自己的教义教规与中华文化相融合之后,自然就会产生对国家的认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自觉投身到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中。

  用中华文化引导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还有一重政治优势,就是中国文化在政教关系方面与近现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实现政教分离,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国家不得用行政力量支持一种宗教或排斥一种宗教,这些原则已经写进了大多数文明国家的宪法。而这些,中国古代已经做到了很多。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这大概是世界上对政教分离最早的表达。“敬而远之”的原则既包括对各种宗教或信仰宗教的群众的敬重,也包括不允许宗教染指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冲击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各种宗教都可以在中国大地上生存发展。历史资料证明,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型宗教都曾在中国流行过,只不过有的适应中国社会而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有些因不够适应而被历史淘汰。

  中华文化中具有的“和而不同”“中道宽容”的精神,具有跨时代的文明价值,可以治疗因宗教排他性而导致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是中华文化对全球化时代的巨大贡献。西周史伯提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孔子将其上升到人格的高度,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提倡应当容纳不同思想、信仰的存在,而且每一种思想、信仰之间应当求同存异、和谐相处,近现代思想家冯友兰先生将其概括为“同不妨异,异不害同”。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的现象。秦汉时期儒、墨、道、法、阴阳诸家的合一,宋明时期的儒、释、道三教合一,当代中国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都是最好的证明。

  儒家反对“一家独大、赢者通吃”的霸权主义,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应用到宗教领域,就是要处理好每一种宗教与其他宗教、其他文化的关系。那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态度,只能导致人类走进“文明冲突论”的怪圈。儒家的中庸之道主张“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正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解毒良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宗教原教旨主义思想出现,其中一部分导致了宗教极端主义,甚至诱发恐怖主义。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采取了一种以暴易暴的方法,结果越反越恐。西方思想家进而提出了以“中东大民主计划”对抗恐怖主义,试图强行推广自己的文明替代其他文明,结果更是将中东地区推入了不可收拾的泥淖。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当代思想家对儒家“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思想的继承与发挥。这一思想不但有助于协调国内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解决世界各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助力。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天人合一”“凡圣合一”的传统,有助于化解当代各种宗教所面临的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矛盾。西方近代以来,宗教在进行世俗化的改造,政教分离,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但是过度的世俗化,也会导致宗教社会教化作用的丧失,又在一个侧面刺激了反世俗主义运动的发生,甚至采取与现代文明相对立的方法。究其原因,就是由于在亚伯拉罕系宗教内部,圣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天堑,在神与人之间,此岸与彼岸存在着绝对的差异,不能混同。但是在中国,从远古时代开始,神灵创世说就变成了圣贤创世说,创造世界的圣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因此,神道与人道不可分,神道依人道而实现。儒家提出了“天命之谓性”(《中庸》),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通过对人性的反思就可以达到对天命的认知,实现天人合一。所以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途人皆禹”, 人通过修为可以成为圣贤(神)。受儒家的影响,佛教发展了“佛性说”,认为“人皆可以成佛”。道教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朴子·黄白》),认为“人皆可以成仙”。这种凡圣相通的传统,使得中国的宗教深入生活、深入人间,可以与现代科学、文明相适应。当代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欧洲,随着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宗教创世说遇到了极大挑战,宗教作为文明载体的传承成了大问题,因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在中国,本身就已经实现了世俗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必要与现代科学、文化产生“圣”“俗”之间二选一的矛盾,仍可以在道德伦理领域发挥重要的建设作用,也可以为中国宗教超越圣俗对立提供必要的文化资源。

  3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传承工作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具体的措施。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加强面向全体教师的中华文化教育培训,全面提升师资队伍水平。”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教育。历史上,佛教有寺院、道教有宫观,基督宗教有教堂、伊斯兰教有清真寺,儒家传承则依靠政府办的官学和民间大大小小的书院。今天,为优秀传统文化“正名”,使其能够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继续传承并发展,就必须把传统文化纳入国民教育系统,让传统文化进入青少年的心田。

  用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宗教中国化,需要重视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如果青少年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基本掌握了传统文化“和而不同”“中庸和谐”“天下大同”等基本价值观念,即使将来他们成为宗教信徒,也会对他们读经、解经产生导向作用,可以使他们对各种宗教的经典产生中国化的理解。历史上,佛教徒参加“三教之争”时,能够熟练运用儒家经典的词语与儒家、道家辩论;明清之际伊斯兰教的“汉译经典”运动,是由于有王岱舆、刘智等一大批自幼学习儒家经典的“回儒”;利玛窦在明末实现天主教的顺利传播,也是由于他系统学习中国文化,正确采纳“排佛补儒”的战略。当今中国各种宗教要想顺利发展,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我们常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可见掌握我们民族的本来才是吸收世界文化、发展未来文化的根本。只有不忘初心、立足于中华文化本位,才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化认同是加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根脉。

  爱国宗教领袖的传统文化教育也至为重要。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过程中,各宗教团体的爱国宗教领袖具有其他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培养大量爱国爱教的青年宗教领袖,是当前引导宗教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因此,加强宗教领袖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加强宗教院校优秀传统文化的设置,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只有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才能真正发挥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作用。《意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成为高校的必修课,我国各类宗教院校自然也应当执行,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变成体系内的必修课。各种高等院校、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爱国宗教人士培训班,也应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使之向空气、阳光一样无处不在、自然浸润,达到价值引领作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宗教中国化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甘肃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12月6日至7日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主办、中共济宁市委统战部承办的“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教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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