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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从吾论“讲学”

时间:2019-05-28 13: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李敬峰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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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讲学”作为传统社会修德立论、会友辅仁、布道施教以及标宗立派的经典方式,创自孔子,至宋而盛,至明而极,并在晚明大儒冯从吾那里显豁出体系性、新颖性和时代性。

  “讲学”作为传统社会修德立论、会友辅仁、布道施教以及标宗立派的经典方式,创自孔子,至宋而盛,至明而极,并在晚明大儒冯从吾那里显豁出体系性、新颖性和时代性。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西安人,关学的集大成者,东林党在西北的领袖,与“阳明先后相望,并为明儒宗”,与“高攀龙、邹元标鼎足相映”,一生“著述皆讲学之事,自少至老皆讲学之事”,因“讲学”而显,亦因“讲学”而黜,作《讲学说》《辨讲学疏》等,借由“讲学”来晰迷破惑、拯陷救溺,砥砺士节,经邦济世,在晚明建构出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特色鲜明的“讲学”思想,显豁出穿越时空的学术和现实价值。

  讲学缘由。缘于孔子对其“学之不讲是吾忧也”的语焉不详,后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冯从吾则从以下三方面系统地回答了这一学术公案。首先,讲学事关修德。冯从吾释到:“孔子尝以学不讲为忧……予以为义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为德之修,而德之修则圣人所以为学之讲也。讲学者,盖讲乎其所以修德。”在此,冯从吾认为讲学的第一要义就是修德,也就是学者自身的心性涵养,而非外在的邀名获誉,这延承了正统儒家“为己之学”的一贯主张,与儒学的为学传统遥相契合。其次,讲学维系道统。冯从吾是颇具道统意识且以道统自担的学者,他曾从道统的角度追溯讲学的历史渊源,“讲学创自孔子,而盛于孟子,故孟子以作《春秋》,辟杨、墨,为一治。至孟子没,而异端蜂起,列国纷争,祸乱相寻,千有余年,良可浩叹。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传”,这一叙述实与儒家的道统谱系一脉相承。他进一步论述到:“吾辈今日讲学,正所以衍道脉而维道运也”,也就是说,讲学是延续儒家道脉、道统的关键。最后,讲学维持国运。冯从吾将讲学提升至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从正面来说,“国朝以讲学为令甲,吾辈今日讲学虽以发明道理,寔以维持国运。我明亿万载灵长之庆端在于此,岂是闲谈?”冯从吾认为明朝将讲学设为国策,国运昌盛端赖于此。从反面来说,冯从吾以宋代为例,认为宋代的灭亡正是由于不讲学之故,“宋之不竞,以禁讲学故,非以讲学故也”。可以看出,冯从吾将讲学与个体道德、儒学道统乃至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这三个由小及大、层层推进的面向就成为学之必讲的缘由。

  讲学内容。冯从吾重视和喜好讲学,但并非泛滥无则,一切皆讲,他对讲学的内容有自己独特的规定和限制。他说:“孔子首言学,而有子即继之曰‘孝弟’,可见圣门讲学宗旨矣”,又说:“孟子讲学以孝悌仁义为宗”,这就昭示出冯从吾将讲学的宗旨、内容限定在孝悌仁义等道德伦理领域。冯从吾更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孝悌仁义的重要性,他说:“自昔豪杰之士喜谈事功者……而于孝弟根本处多有阔略,卒之身名俱坏,而事功亦为其所掩,尤可惜也。呜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与之讲孝弟仁义之学?”冯从吾认为豪杰之士多好事功,而忽略孝悌,虽然一时可以功成,但终因为德行的缺失,其事功亦被淹没。冯从吾之意与孟子所强调的“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之意是相同的,皆主张仁义德性的根本性和优先性,否则即使一时侥幸获得名利,亦终将失去。孝悌仁义对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又该如何呢?冯从吾指出:“王安石行新法,原是为国的心,只是把孝弟仁义看作迂阔,主意专富国强兵,做个国家有用的豪杰。不知一丢过孝弟仁义,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业来,此所以到底国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强。不惟不能富强,且贻靖康无穷之祸,自误以误人国,岂不深可惜哉?可见尧舜之孝弟,正是尧舜之所以为事功处,特安石自以为是,不肯细讲耳。”王安石新法失败缘由历来学者争论不已,冯从吾则认为乃是因为王安石把孝悌仁义看作迂阔不实之论,抛弃仁义孝悌,一味追求富国强兵,终使富国强兵成为无根浮萍,失去德性的支撑,并贻害后世,导致靖康之祸的发生。冯从吾对讲学内容的特别规定,一方面显示出晚明的讲学活动开始脱离政治领域,偏向于道德维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冯从吾服膺阳明心学,重视心性伦理的学术趋向。

  讲学目的。在晚明空谈心性之风盛行的情况下,讲学很容易被视为空谈而遭到批判。有鉴于此,冯从吾从一正一反两方面明确讲学的目的所在。从正面来说,冯从吾指出:“讲学原为躬行,而非学者多借躬行为口实,世教衰微,尽去讲尚且不能行,况不讲而望其能行乎?”又说:“讲学而不躬行,不如不讲,此激人躬行之言,而后世不讲学者遂借为口实,愈行愈远。”可以看出,冯从吾认为讲学的目的就在于躬行实践,但不能借躬行之名废除讲学,因为不讲,则行为缺乏知性的指导,必有所差。这不仅与朱熹所讲的“知先行后”的精神实质保持一致,亦是关学注重躬身践履的鲜明体现。从反面来讲,冯从吾力戒玄虚、空谈,以期彰显讲学的“躬行”之旨。冯从吾说:“药玄虚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学者多讲玄虚,正当讲躬行以药之可也”,又说:“玄虚之学不讲可也,躬行之学不讲可乎?”显然,冯从吾是把玄虚与躬行作为对立面来看待,主张以躬行来对抗玄虚。而对于空谈,冯从吾指出讲学要“崇真尚简为主,力戒空谈,敦实行”,即主张讲学要真实、简约、实行,空谈无用之学不仅于己无用,反而害己不浅,于国于民更是百害无一利。冯从吾以躬行作为讲学的归宿,恰恰是针对空谈玄虚的时弊而言的,以期正本清源,扫除各种虚假浮诞的讲学,恢复讲学在于实践的本旨。

  从冯从吾对讲学的系统论述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将讲学看作寻求道德与秩序重建的一个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途径,以及实现经世泽民的必由之路。这种经世方案依然是传统儒学的路径,旨在通过讲学这种觉民行道的“下行”方式来提升心性涵养,重整社会道德,重建社会秩序。而这其中,道德涵养无疑是讲学的首要宗旨,他的“千讲万讲,不过是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便是显证。虽然这种形式并不新颖,甚至不免夸大之嫌,但是其方案、内容无疑具有针对性和时代性。冯从吾意识到道德伦理在社会秩序重建中的基础性、持久性作用,规范讲学内容以道德伦理为先,明确讲学旨在躬行实践,严防讲学与空谈之大防,促使经典文化下移,推进儒学诠释向通俗化、平民化转进,显豁出他作为一代醇儒的理论自觉和担当意识,对于砥砺当下学术风气、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纯洁社会美好风俗、推动传统文化转化发展不乏借鉴意义。冯从吾论“讲学”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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