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间，和朱熹一样，同为当代的名儒学者，同样具有以正学救时的用心，同时也在讲学传道授业者，并不在少数。

　　例如在中国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学史上最有名的陆九渊(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学观点，他是主张学问修养之道以“尊德性”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张的“道问学”，是由集成学识，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达“形而上”道的境地，是从舍本逐末入手，恐怕终生不得要领。“尊德性”是先行证入“明德”的“自证分”，自然可以贯而通之，达到一切学问的本际。因此，才有在历史上著名的朱熹与陆象山在江西的一场“鹅湖之会”，互相对话，辨证真理的学术会谈。结果是各有胜论，难定一是。朱陆异同的“鹅湖会辩”，可以说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学家们“理性主义”在逻辑上的论辩，是为后世学者所称道的盛事。但从西方欧洲的文化史来说，这时还正在经院哲学探究神学的阶段。从陆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西方的哲学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于1214年，正当宋宁宗嘉定七年)。看来也很有意思。

　　其实，在南宋初期，除了朱熹、陆象山代表理学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学者也不少。尤其是调和朱陆之间的吕祖谦(东莱)，后来列为浙东“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学派”的陈亮(同甫)，以“功到成处便是德，事于济处是有理”的事功主张，与朱陆异同之争更为突出。如其自说“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异同，原心于秒忽，较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晬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等语，这些话很像孔门弟子子路的豪情壮语。因为他有志急切于事功，曾与当时退居浙南的军事学家兼诗人的辛稼轩往返，纵论国是。辛稼轩在他走后，用自己的经历作了一首《破阵子》的壮词寄给他，可以说不是赞许的意思，还是劝勉他“知止而后定静”的成分居多。原词是：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另如吕东莱、陈同甫之间的“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水心)，大致都主张学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空言义理。其他还有“闽中学派”、“宁波学派”等等，也各有所长，各有专著行世。有人说：“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出生在乱世和衰世的时代。”如以这个观点来看南北宋的文运，似乎觉得哲学和文学又太多了一点。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十三世纪的后期，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了!由于理学的兴起，传统儒学的“五经”正义的经世致用之学，也已渐形没落。禅宗从临安大慧宗杲禅师以后，也已进入“说理者多，行证者少”的情况。道家有与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蟾，被后人推尊为继南宗张紫阳真人的正脉以后，也就转入元朝初期王重阳和长春真人邱处机所创的“龙门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学，从出入禅道的樊篱，以《大学》《中庸》为主导的“性理微言”，犹如异军突起，势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学说”，并自创立以“道问学”为主导的性理学风，更为一般后起学者所欢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学派，最为杰出。但宋室的政权已在风雨飘摇，摇摇欲坠的情势之中，被历史认为促使宋朝灭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实，是因为他们复兴无功，建国无能，又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作为上矛盾冲突，就弄得灰头土脸，遗臭万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乱，但在宋理宗时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学可以救时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学衍义》，极力推崇“大学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学”。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为四大纲领，引证经训，大旨在端正领导人皇帝的“君心”，严肃宫廷的齐家之道，排弃幸进者的当权执政等三个要点，都是针对宋室末代衰乱的情形而立论，所以更被当权者所忌惮。史称其“立朝十年，奏疏数十万言，皆切中要务”，但是终亦不免遭受排挤出局的必然结果。

　　(说明：本文选自南师怀瑾先生著述《原本大学微言》，依据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版点校，请放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