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被誉为“古今第一完人”，这从某个方面反映了其自身的修为确实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有别人所不及之处。但是从曾国藩的修身理论来看，作为一个自称“一宗宋儒”的传统儒者，他主要还是直接继承了宋明理学家的修身理论，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特别的创见，他的成功只是能够较为严格地按照理学的修身理论加以实践而已。“诚”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尤其是在经过宋明理学家的重新发挥之后，“诚”的内涵更加丰富，成为宋明新儒学修养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诚”是本体。作为本体论意义的“诚”，是指世界存在的一种秩序性状态，这种有道的状态最基本特征就是真诚坦荡、无私无为，所以诚是一切事物存在、化育的根本所在，是客观实体的一种实实在在的本真的表现，它与“虚”与“伪”是根本对立的。

　　简而言之，本体论意义上的“诚”，是指事物的一种真实无妄的反映，是事物的本真呈现。它是儒学本体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次，“诚”是工夫。“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既然“诚”是天道，是万事万物存在和运行的一种根本状态，那么根据儒家的天道人伦观念，人自然的应该将“诚”作为自己的修养目标，此即谓“诚之者，人之道”。

　　也就是说，此处的“诚”已经由本体转化为了一种修养工夫。“诚”成为了个人修身、修养的一个重要目标和手段，通过“诚”，人才能与天合一，才能将人生与宇宙的大话流行融为一体。所以，诚既是一个本体论范畴，又是一个方法论范畴。在理学的理论体系中，“诚”既是本体，又是工夫，同时又是一种修养方法。首先要通过“格物”来获得知识，然后通过“诚意”“正心”把这些知识固定下来，变成内心的虔诚信仰，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这种内在信仰扩充而成为外在行动，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了解了“诚”在儒家思想体系以及儒家修养理论中所处的地位之后，我们再来具体看一下其在曾国藩的自我修身中的重要性。在曾国藩的修身方法中，“立诚”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涵养功夫当以“诚”为本，在曾国藩看来，“圣学王道”的核心就在一“诚”字，即不自欺。只要能够做到不自欺，便领会了圣学王道。不自欺，就是对天道天命的真诚信仰，有此信仰，人生就能排除万难，勇往直前，成就圣王事业。按照曾国藩的理解，如果能做到不执著，不贪恋，一切顺其自然，该来则来，该去则去，那就是“诚”。除此之外，曾国藩还认为“诚”这一修养方法落实到社会经验层面便是诚信。

　　从孔子时期开始，诚信便是儒家伦理体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曾国藩也十分强调诚信对于个人的重要意义。一个人只有以诚信为本，那么才可能建功立业，实现其社会抱负，这也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这便是曾国藩讲的“立诚”，是为修身的根本性原则。从北宋新儒学复兴以来，儒学的心性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程颐提出“涵养须用敬”以来，尤其是经过朱熹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申述，“居敬”便成为后来儒者在道德心性修养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曾国藩也不例外。敬始终是一种常态化的心灵状态的要求，而恕则是遇事而发时将心比心，防止私心物欲占据心头的最重要原则和方法。人如果在处理事务时，将心比心，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此心必将回归正道天理，所以敬和恕都是修身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方法。

　　在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面前，要保持一个人的头脑清醒和从容不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要使人面对眼前的复杂形势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就需要平时的不断修养和锻炼，即通过“无事时”的修养，来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直至具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定力。正因为此，世界各大宗教都将静修看作一门重要的修行方法，儒家也不例外，主静同样是儒家一门重要的修行工夫。主静在修养过程中主要起到两种作用，一是无事时体悟、提醒良心，二是有事时不为外物所引诱，一心坚持天理，心静如水。

　　儒家的修养工夫，还强调儒者的自我反省，并将自省作为其重要的修身方法之一。所谓自省，是指人的自我反省和自我省察，这种修养方法要求人们要经常反省自己的行为和意识，辨察、剖析其中的是非善恶，并开展自我批评和自我修正，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其目的在于通过自我意识的提高，为善去恶，来塑造儒家的理想人格。立诚、居敬、主静和自省，是曾国藩主要的自我修身方法。曾国藩能够取得成功，能够得到当时士大夫的认可和敬佩，关键在于它能够按照儒家的修养理论来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也就是说，曾国藩在修身方面的成功，不在于理论的创新，而在于实践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