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命题，尤其以王阳明知行合一观最具有代表性，对个人修养的养成也最具积极意义。

　　即知即改，关口前移

　　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不良之念时，要赶紧克倒，做到即知即改。虽然只是“心动”，但王阳明认为已经是“行动”了。他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一般而言，一个人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做出恶行的，通常是之前生发出了多次不良之念，但是自身又认为这仅仅是“念”而没有“行”，不加克制，结果这些“不良之念”日益膨胀导致蒙蔽良知而去“行”。因此，人不仅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更要经常反思自己的内心，重视和遏制滋生不良想法的“苗头”。这个主张比人们通常认为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更提前了一步，从思想上来控制恶行的发生，可谓关口前移。在王阳明看来，儒家讲的“格物”就是“格心”，即通过“为善去恶”的功夫把内心的“恶念”格掉，所以王阳明说“为善去恶是格物”。他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根据王阳明的观点，一个人想提高自己修养，就不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还要注意自己的思想，心里一旦有“恶念”萌生，赶紧进行自我控制将其克倒。

　　儒家认为把“恶念”克倒的重要方法是慎独，王阳明也非常注意运用慎独的方法。一般来说，慎独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犯错误，即“不欺暗室”。这就是《中庸》中所说的“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能不能做到慎独，也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二是“不自欺”，就是在没人监督的时候不仅不敢犯错误，而且根本就不想犯错误，做到既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所以“慎独则心安”。因此，一个人要提升修养，必须养成慎独的习惯，在公开场合或个人独处，都要行为端正、表里如一、保持定力。

　　即知即行，真知真行

　　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观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当心中有“善念”时，应赶紧行动，做到即知即行。在王阳明看来，只有“真行”才是“真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都有良知，甚至连盗贼也有良知，但是有些人不愿意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实际上不是“真知”。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观在当时有极强的针对性，在明代，程朱理学强化了“存天理，灭人欲”等伦理道德，对士大夫也提出了很多修养要求，时人确实能够把“天理”与“人欲”要求的道德范畴了解得很清楚，但不少人却知而不行，甚至行而悖知，脱离了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他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关于知识分子知而不行，重知不重行的情况，清初颜元也曾经批评指出：“宋元来儒者……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也。”荀子更是非常强烈地斥责“口言善，身行恶”者。纵观历史与现实，真知真行确非易事，需要人不断以学习或反思等方式提高自我认知、提升个人修养及品行，并用以指导行为与实践，这也是达到知行合一的关键步骤。

　　王阳明认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把“善念”付诸行动从而实现知行合一，需要把“立德”与“立功”“立言”结合起来，这既是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是实现“内圣”与“外王”有机统一的必然要求。这些观点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以正能量的因子提示着中国人在完善自我、改造社会的道路上求真务实，不尚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