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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

时间:2018-05-11 14:03     来源:《衡水学院学报》     作者:曹迎春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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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大多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直接引用中有30处是以“孔子曰”的形式出现的,有3处提到了《论语》的称谓和其简称《论》。

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
【图语:《论语》】

  《论语》是儒家重要典籍之一,早在西汉文帝时期便与《孝经》《孟子》《尔雅》一道,皆置博士。作为儒家学者,董仲舒主张“推明孔氏”,十分重视《论语》,在著作中大量引用。《汉书·董仲舒传》所载“天人三策”,引用《论语》17条,而引用《诗》《书》《易》三部经典合计才7条[1]。据笔者统计,《春秋繁露》引《论语》43次,涉及到今本《论语》中的19篇。在儒学尚未成为显学,《论语》也未入“经”的汉初,学者引用《论语》的频率并不高,因此董仲舒对《论语》的高频引用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董仲舒在引用《论语》文句的同时,为了立论言事,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自己的解释,“引用”与“诠释”同步发生。因此本文将首先对董仲舒引用《论语》情况进行全面的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在引用、诠释方面的相关问题,以期客观准确地评价董仲舒对《论语》研究的贡献以及在《论语》研究史上的地位。

  一、董仲舒引《论语》情况统计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是《春秋繁露》和保存在《汉书》本传中的“天人三策”。笔者对这两部著作中引用《论语》的情况进行了统计。

  二、引用情况分析

  (一)引用频次

  董仲舒著作中引用《论语》的情况已做如上统计,那么汉初其他重要论著中对《论语》的引用情况如何呢?在此我们仅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安的《淮南子》为研究对象,作一番比对。

  汉高祖时代陆贾的《新语》引用《论语》5次,分别如下:

  (1)《道基》:“磨而不磷,涅而不淄。”[2]2(引自《阳货》)

  (2)《术事》:“季孙贪颛臾之地,而变起萧墙之内。”[2]5(引自《季氏》)

  (3)《辨惑》:“昔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2]8(引自《颜渊》)

  (4)《慎微》: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2]10(引自《述而》)

  (5)《思务》: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2]20(引自《卫灵公》)

  汉文帝时期贾谊引用《论语》2次,分别如下:

  (1)《新书·容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3](引自《雍也》)

  (2)《汉书·贾谊传》:“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是使毋讼乎!”[4]1729(引自《颜渊》)

  汉武帝时期刘安的《淮南子》引用《论语》的情况,有学者认为虽然书中有多处引“孔子曰”,但孔子的这些话只有二三处能在《论语》中找到根据[5]。也有学者对《淮南子》正文及其注释中征引《论语》情况都做了统计,发现引《论语》有50余例,但引用孔子的话只有10多处能找到依据[6]。

  通过与汉初这几部重要论著引用《论语》情况的比较,可以看出董仲舒比其他人更重视孔子之言。

  (二)引用方式

  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大多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直接引用中有30处是以“孔子曰”的形式出现的,有3处提到了《论语》的称谓和其简称《论》。在大量的直接引用中,既有整章引用,也有断句引用。

  整章引用,如《天人三策》中的“德不孤,必有邻”[4]1902,即引用《里仁》第25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7]168,即引用《卫灵公》第29章。《执贽》中的“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矣”[8]414,即引用《卫灵公》第16章。这种整章引用的情况并不多,更多时候是断句引用。

  断句引用,如《天道施》中的“非礼而不言,非礼而不动”[8]463,就是对《颜渊》中的“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123的断句截引。有些断句引用只截取一个词,掇取辞华,灵活运用。如《服制象》中的“望之俨然”,《立元神》中的“驷不及追”,《五行相胜》中的“足恭”“巧言令色”,这些《论语》中的词语逐渐演变固定为人们的常用语或成语。

  除直接引用外,间接引用在《春秋繁露》中也有使用。如《盟会要》中的“亲近以来远”[8]142,就是对《季氏》中的“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7]172的间接引用。《祭义》中的“孔子受君赐则以祭”[8]435,是对《乡党》中的“君赐腥,必熟而荐之”[7]105的间接引用。《俞序》中的“求备于人”,则是一种反意间接引用。董仲舒在这里批评国君奢侈、刑罚残酷,是因为心中没有恕道,对别人求全责备。而《微子》中记载的是周公教导他的儿子伯禽之言:“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7]198意思是,君子不怠慢他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有被信用。老臣故人没有发生严重过失,就不要抛弃他。不要对某一人求全责备。本是正面教导,董仲舒取其反意进行批评,这也是一种间接引用。

  (三)引文功能

  首先,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问题十分重要。

  虽然引文大部分与今本《论语》相同,但也有存在些许差异之处。例如: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屮,屮上之风必偃”[4]1903。屮,今本均作“草”。

  “不教而诛谓之虐”[4]1904。诛,今本作“杀”。

  “绥之斯徕,动之斯和”[4]1903。徕,今本作“来”。

  “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4]1905。腐,今本作“无”;彫,今本作“雕”;圬,今本作“杇”。

  “奢则不逊,俭则固”[4]1909。逊,今本作“孙”。

  “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4]1910。导,今本作“道”。

  对于这些差别,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因为董仲舒所引《论语》的传本不同。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有《古论》《齐论》《鲁论》三个《论语》传本。唐代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说:“《齐论语》齐人所传”,董仲舒,广川人,在景帝时任博士。他赖以起家的经典是公羊学派传授的《春秋》,而公羊学派属于今文齐学,因此他据以引证的版本当为《齐论》[9]。清代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中注释“苟志于仁无恶”一句时,认为“此当是《齐论语》说”[8]78。清代马国翰辑有《齐论语》一卷,将《汉书·董仲舒传》和《春秋繁露》所引《论语》都归入《齐论》,认为董仲舒所引与《鲁》《古》不同,而与王吉所引有合,为《齐论语》之文[10]。

  其次,有些引文能订正今本《论语》之误,并能间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的可信性。

  《度制》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8]222此句在今本《论语》中的表述是:“不患寡而患不均”[7]172。虽然一为“贫”,一为“寡”,只是一字之差,但仍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清代俞樾在《群经平议》中考证道:“贫”以财言,“不均”亦以财言,财宜乎均,不均,则不如无财矣,故“不患贫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乎安,不安,则不如无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并且联系下文中所说的“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指出“均无贫”,此承上句言,“和无寡,安无倾”,此承下句言。因此得出结论《度制》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据以订正今本《论语》之误。董氏尚在古注诸家之先,由此可以证明《春秋繁露》是可征信之书[11]。

  三、诠释情况分析

  董仲舒在引用《论语》的同时也在诠释《论语》。其诠释主要有三种形式:“是什么”的解说式诠释,“为什么”的追问式诠释,以及引申式诠释。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是为了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

  (一)解说式诠释

  《玉英》:“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踰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8]80这段话就是对《子张》中“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7]201的诠释。什么是“大德”呢?董仲舒将其规定为“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什么是“小德”呢?即“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董仲舒通过对《论语》的解说式诠释,阐明关于经权辩证关系的看法。权变的出发点仍然是本于制度的,行权有一定边界,在边界内出入可也。

  《仁义法》:“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8]256这段话是对《八佾》中“居上不宽,为礼不敬”[7]34的解说。什么是“居上不宽”?“以自治之节治人”,以自身修养的标准去治人,要求别人太严,就是在上者太不宽厚。什么是“为礼不敬”?“以治人之度自治”,以治人的法度来修身,是要求自己太不严格,就是为礼不敬。苏舆在《春秋繁露义证》中评价董仲舒对此语的解读,说:“释《论语》极精,正我而归本于礼。可见董所得绝高。”[8]256

  《必仁且智》:“《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8]257此语引《尧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7]211不知什么样的“言”,不知什么样的“人”,《论语》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董仲舒在这里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不知什么样的“人”?“不仁不智而有材能”的人,也就是有才无德之人。董仲舒认为《论语》中所说的“不知人”,就是不懂得分辨这种人。不知什么样的“言”?董仲舒认为是掩盖过失的强辩之言,欺骗别人的应答之言,迷惑别人的巧慧之言,遮蔽错误的花言巧语。

  《身之养重于义》引《雍也》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8]266出必由户,行必由道,那么“道”是什么?董仲舒将其解读“大治之道”,即“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他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

  《奉本》:“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则之者,天也。‘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言其尊天以成功也。”[8]278这段话是对《泰伯》中“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7]83的解读。《论语》中虽然也提到了“唯天为大”,但侧重点是对尧的功德的赞颂,董仲舒通过诠释,将侧重点转化为突出天的至尊地位,强调“三代圣人不则天地,不能至王”。

  《郊语》引《尧曰》中尧谓舜曰:“天之历数在尔躬。”[8]399董仲舒解释:“言察身以知天也。”省察自身可以知天,也就是“以身度天”。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引用了董仲舒的解说,认为:“此董以在训察,躬训身也。在之为察,见《尔雅·释诂》。察身者,谓省察其身。当止至善以承天之事,受天之大福。故天垂象而人主法焉,天示异而人主惧焉。”可见,董仲舒对《论语》的解读对后世注者的影响是很大的[12]。

  (二)追问式诠释

  《精华》引《八佾》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之器小哉。”[8]91《论语》中只记载了这一结论,却并没有论证其原因,于是后世学者纷纷给出自己的诠释。司马迁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伯哉?”[13]刘向说:“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伯而不能以王。”[14]二人都认为孔子之所以评价管仲器小,是因为管仲未能劝勉齐桓公实行王道。董仲舒也表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孔子小管仲是因为“不修德”,没有了柯之盟时的“信”,没有了存邢救卫的“义”,“功未良成而志已满矣”,功业还没有完成就骄傲自满了。董仲舒所说的“功未良成”,和司马迁的“不勉之至王”,刘向的“不能以王”是一样的意思。清代董天工《春秋繁露笺注》云:“齐桓无远略,由管仲不能以王道佐之也。”应该是借鉴了西汉学者的解释。

  《深察名号》和《实性》两篇都引用了《述而》中“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7]73一句,并在《实性》中对孔子为什么说没有见到过善人进行了原因分析。董仲舒说:“今按圣人言中,本无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见之矣。使万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为不见也?”[8]311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说“我还没有见到善人”,是因为“善”的境界很难达到,并以此为依据,认为孟子以为一切人的性都能称得上善事言过其实,从而提出自己的人性论观点

  《郊语》和《顺命》两篇都引用了《季氏》中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8]396董仲舒用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做例证,用《论语》之言做引证,首先解释了为什么要“畏天命,畏大人”。他说不敬畏上天和君主都会有灾祸降临,只不过不敬畏君主,灾祸会很明显,不敬畏上天,灾祸不明显。“天殃”与“主罚”的区别就是“暗”与“显”,所以孔子“俱言可畏也”。至于为什么还要“畏圣人之言”,董仲舒也做了解读,是因为圣人能够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天地神明之心”和“人事成败之真”。

  《郊事对》:“臣闻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慎之至也。”[8]417这句话就是对《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7]28的诠释。为什么“每事问”呢?是因为“慎之至”。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曰:“虽知之,当复问,慎之至也。”正与董子意同[15]。

  (三)引申式诠释

  《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引用《子路》中处理父子关系之“子为父隐恶”[8]221,由此引申出处理君臣关系也应该是“臣为君隐恶”。那么汤武伐桀纣、秦伐周、汉伐秦是不是违背这一原则呢?董仲舒认为象桀纣这样的人令不行、禁不止,根本不能臣服天下,因此汤武与桀纣的关系不是臣与君的关系,汤武伐桀纣并没有违背“臣为君隐恶”之礼。《子路》中讲的是父子之礼,董仲舒在这里将其引申为君臣之礼,将二者类比,进行引申式诠释。

  《祭义》中“孔子受君赐则以祭”[8]441,引自《乡党》“君赐腥,必熟而荐之”[7]105,原本是说孔子接受了君主的赏赐后就拿来作祭祀用品,表达对君主的尊敬。董仲舒引用后紧接着用一个问句“况受天赐乎?”将此含义引申为对上天的尊重。一年之中,上天的赏赐有四次,每次接受后都要进呈宗庙,这就是宗庙每年要举行四次祭祀的原因。董仲舒在这里将“君-民”关系引申为“天-君”关系。

  《仁义法》中先后引用了《子路》和《雍也》中的两句话。首先引用《子路》中孔子对冉有所说的:“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8]254随后引用《雍也》中孔子对樊迟所说的:“治身者,先难后获。”[8]254两章连引,引申出结论:“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即治身和治民的顺序是不同的,治身是先难后易,治民是先“富之”后“教之”,而“富之”较易,“教之”较难。

  《仁义法》引《卫灵公》“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为“躬自厚而薄责于外”[8]255。且不说引文差异是版本问题还是传抄讹误,单从上下文来看,前面提到“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在别国的小过错就不指出来,在本国的就记载下来而加以批评,也就是《公羊传》所言“《春秋》录内而略外”。董仲舒在这里将《论语》中本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引申解读为对待本国之事和别国之事的原则。由此看来,董仲舒在引用时将《论语》中的“人”故意改为了“外”也不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频次高、方式多样,有利于推动汉代《论语》的传播,而且其引文对于研究汉代《论语》传本,订正今本《论语》之误都有着重要的价值。董仲舒对《论语》的诠释,在为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寻找理论支撑的同时,也影响了后世《论语》注家,是今人研究汉代《论语》学史重要的思想遗产。董仲舒在《论语》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王文涛,秦奕.《天人三策》引孔子论说[J].衡水学院学报,2017(2):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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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阎振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230.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马庆洲.淮南子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4.

  [6] 陈颖.《淮南子》引《论语》考[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6):56-59.

  [7]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9] 朱维铮.《论语》结集脞说[J].孔子研究,1986(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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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37.

  [12]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54:411.

  [1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698.

  [14] 石光瑛.新序校释[M].陈新,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9:283.

  [15] 钟肇鹏.春秋繁露校释[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962.董仲舒对《论语》的引用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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