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家经典的系统化发展

　　儒家六经的流传，在孔子之后的战国时代，更向系统化阐释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湖北郭店战国竹简中，明确提出六经的具体名称及其各自性质：“《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引者注：原文缺失)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

　　不过，尽管六经已经建立系统，然而落实到具体儒家弟子们对于不同经典的理解、强调，甚至系统重组，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韩非子·显学》篇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或有其实。而之所以有如此分歧，其原因就在于前面所说，弟子们各自于经典的理解、强调与系统重组各有不同所导致。这里以孔子之后、早期儒家最重要的代表孟子、荀子二人为例，加以说明。

　　孟子从孔门之教，时常援引《诗》、《书》等经典权威内容申明道理。除此之外，更十分强调孔子的《春秋》。在《滕文公下》篇，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到了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就继承了孟子这里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叙述。而在《离娄下》篇，孟子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里孟子更标志性地提出孔子作《春秋》之“义”，区别于《春秋》之文或史。后世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之说就权舆于此。然而，《易》却始终不见踪影。因此，六经在孟子消费之后，不过五经而已。

　　比孟子年代稍晚的荀子，同样重视五经。不同的是，荀子不再只是像孟子借五经文句的权威说明道理而已，更明确阐释了五经自洽的系统。荀子不止一次对于系统化五经的各自不同性质加以论述。举《儒效》篇为例：“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这里所说《春秋》之“微”，与孟子说的“义”实是一事;而《易》仍然付之阙如。但是，《荀子》确实有提及《易》的相关文句(见《大略》、《非相》等篇)，只不过，并没有将其纳入五经体系之中而已。因此，不妨认为荀子与孟子同执五经之说;所不同者，荀子更进一步，具备更系统的五经体系学说。换言之，荀子虽与前人一样消费已有文本，不同之处则是，荀子在消费五经的同时，更为自己的消费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即五经各司其职，而总归于圣人、百王之道。由此，建构起一个五经的整体系统。

　　稍加对比不难发现，荀子的五经体系与前文列举的郭店楚简六经系统相关论述并不相同：不仅五经、六经数目有别，相关经典的属性论述也不尽相同。这些系统差异甚至还将延伸至汉代儒生们的讨论之中。然而，这些早期儒家经典系统性论述差异的背后，却展示出战国之际儒家在既有经典之中消费文本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