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乃至虞夏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有关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如“民罔常怀，怀于有仁”“以义制事”“以礼制心”“知之曰明哲”“信用昭明于天下”等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开始对这些思想的内涵和价值进行系统深入的阐述。

　　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举贤纳良，董仲舒在回答武帝策问的时候，提出了推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的建议。

　　“常”有通常、普遍和永久之义，“五常之道”即为最基本、最普遍、最稳定的五种道德。自此之后，仁、义、礼、智、信五者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被确定下来，为历代王朝所提倡，成为了中华传统伦理体系中的核心，熔铸在民族精神之中。

　　“仁”高居“五常”首位，根据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仁”由“人”和“二”两个单字组成，其本意就是人，是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是处理人际关系应持的基本态度。

　　孔子在继承传统的亲亲、爱亲、爱人、仁民、敬德保民、忠厚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仁”是立身之本，是处于第一位的。

　　据统计，《论语》中讲“仁”的内容多达一百多次，足见“仁”在孔子学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论语》中，“仁”多是在孔子的学生问的过程中提出的。孔子对弟子实行的是因材施教，根据不同弟子的性格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所以，提问的对象不同，场所不同，孔子回答也不尽相同。

　　就是这样，在孔子一次次和弟子讨论的过程中，“仁”的涵义被阐释得更加清晰。

　　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

　　这是“仁”的本始。这里的“人”，不只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还包括了广大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仁人“爱人”的对象超出了“爱亲”的范围，而获得了“泛爱”的性质，将“仁”由“爱亲”推广到“爱人”。

　　仲弓问“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出门办事就像接待贵宾，使唤民众就像承办重大的祭祀。自己不想要的，不能强加于人。要做到在朝廷上没有人埋怨自己，在家里也没有人怨恨自己。

　　子贡与孔子讨论“仁”的时候，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这是孔子对“仁”的界说，是对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解释。自己想要成功，也要支持别人成功，自己想要发展，也要帮助别人发展。凡事都能推己及人，这是成就事业的根本。

　　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

　　“仁”就是一种克己的工夫，克制自己的内在欲望，时刻以敬持己。具体的内容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符合礼制的东西不看，不符合礼制的言论不听，不符合礼制的话语不说，不符合礼制的事情不做。

　　孔子认为，只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其符合于礼的规范，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他做到了仁。而且，仁完全是自觉的，是由自己决定的，并不依靠他人。

　　最后，孔子又进一步说明求仁的具体条目，这就是要达到在视、听、言、动各方面全面地符合礼，这也就是说，仁是一种全面的道德实现。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需要不断地修炼和学习。有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仁德一定是很难得到的吧?我们应当怎样去培养它呢?”

　　孔子回答到：培养仁德可以从头做起。比如说，工匠要做好他的活计，必须先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应该选择那些大夫中的贤者去敬奉他;对于自己来说，就应该挑选那些士人当中的仁者交朋友。这样，才会培养起仁德来。

　　可以看出，“仁”的基本意思就是“爱人”，其主要内容就是倡导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应当有爱心，要关怀人，要同情人，同时也要遵守、维护以礼为表现形式的社会现实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