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然而，由私人领域移到公共空间，在实际的社会交往或者政治伦理中，过分孤往的“英气”又可能造成偏颇狭隘，增加社会和政治运作成本。

　　“孔孟”虽并称性情却不同

　　“孔孟”向来并称，但孔子与孟子很不同，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层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气质上。研究史料可以发现，孔子相对温柔敦厚，偶尔发点小脾气。比如，心情不好时会赌气说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与孟子的“臭脾气”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孟子脾气之“臭”，就连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颢认为，“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颜回若是春天的和风青云，孟子就如同肃杀秋风中的岩岩泰山。程颢之弟程颐也说：“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会“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说成一个挥臂准备干仗的人：“孟子则攘臂扼腕，尽发于外。论其气象……孔子则浑然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尽见。”

　　宋人于孟子爱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气。自韩愈之后，两宋文人士大夫接续推崇《孟子》，终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经”。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周易》《尚书》《仪礼》《诗经》《春秋》正式成为儒家经典。南朝刘宋时期，《论语》《孝经》等补入经典成“十经”。唐代文宗刻石经于长安，将《尔雅》收入，扩为“十二经”。到南宋光宗丛刻“十三经”，《孟子》始正式进入“经典”，是诸经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以天下为己任，有“事业付之书生”的政治担当，呈现“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气象。杜维明曾以“士的自觉”论述孟子价值。这种自觉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应。

　　无论进退都需掌握主动权

　　作为影响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遗产，孟子的“英气”首先表现为一种潇洒不拘、独立自由的主体精神。

　　孟子尝言：“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成语“绰然有余”即出于此。无论进与退，致君尧舜抑或抱才退隐，孟子都认为需要掌握主动权。《周易》说“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讲的就是同理。在陶潜那里，则是“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王冕那里，则是“不要人夸好颜色，只流清气满乾坤”。

　　孟子还强调，游说君王的时候，内心要有自信：“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时，要注重人格独立与尊严，拒绝来自权力的傲慢：“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对过于主动，希望以一种相对的被动来获取尊重。对于公孙衍、张仪这类迎合、顺从君主的人，孟子斥责他们是“妾妇之道”。我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话，如伊尹之于商汤、管仲之于齐桓公、诸葛孔明之于刘玄德。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韩信唱道：“身怀角书不轻献，方见英雄非等闲。”这里面，“不轻献”即是保持高姿态。相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过于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