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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君臣观蕴含中道智慧

时间:2017-12-19 17: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曹喜博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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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而且对爵、齿、德这三尊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君臣观蕴含中道智慧
【图语:君臣关系】

  孟子从儒家尊德性的根本视角出发,阐释了著名的仁政思想,其中包含君臣互动的中道观念。君臣关系最为基本的伦理向度有二:一是君对臣,二是臣对君。对此,孟子均有论述。

  孟子君对臣的中道观,主要是指君对臣既要正名位又要“不召臣”般的弃名位。孟子著述中鲜有君对臣正名位的直接论述,但是他的思想中却有相关的阐释。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而且对爵、齿、德这三尊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在朝廷之中常依爵论位,是非常讲究名位的,而君臣之间更应如此。孟子进一步强调“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君要按君的规则行事,臣要按臣的规则行事,这显然是一种“君君臣臣”的正名观念。

  孟子倡导仁政,主张君主以德服人。对于作为三大尊的爵、齿、德,孟子认为其间的辩证关系是“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反对君主以名位欺人,提出“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观点。在爵、齿和德之间,虽然君臣有名位之差别,但最终还应以德为标尺,即便是君也不能因为其名位高上而轻视有德的臣下。

  臣本应听命于君,“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万章下》)是君臣之间必然性的礼仪,“俟驾”抑或不行则是臣子的不恭。在这种伦理义务的对应关系中,君本可以不允许“不召之臣”的出现,但孟子却认为一个真正的明君在某些情况下会放下身段,即便有要事也不一定非得“命”臣而来,而是容忍“不召之臣”,甚至可以亲自去拜访臣。这在讲究名位等级的铁血战国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观念,充分展示了孟子“尊德性”的仁政主张。

  君主不以名位管理臣下,如何让臣下心甘情愿为自己服务呢?万章请教孟子交友原则时,孟子回答道:“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交友原则,但是孟子在这之后却是以孟献子、晋平公等君主为例进行说明,因此“友其德”也可以看作孟子眼中君主统治下属的根本之道——“友其德”而不是“挟其位”。“友”表达的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德”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道德品质,“友其德”自然就是强调君对臣的驾驭、管理不在于不对等的名位关系,而在于对等的道德品质。

  在双向伦理义务关系下,孟子主张君对臣不可以执守、固化于名位的界分,要张弛有度,执“中道”而行之;同样,臣对君也应该恪守“中道”,既不可执于“要君”,也不应轻率地“弃君”。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决定君对臣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此之下,作为臣子很容易受利益和私心的驱使,做出“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万章上》)的事来。其实,“伊尹以割烹要汤”无论真假,臣下割烹献于君主本身似乎也符合儒家名位要求,并非不可言表的耻事,但是孟子却十分在意。面对万章一个“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的简单问题,孟子刻意强调“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并认为臣下对于君主的正确态度是“不要君”,即不随意顺从乃至阿谀奉承君主,“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即可。于此可见孟子对臣的道德规范的重视。

  孟子之所以反对臣子“要君”,是因为臣子“要君”会产生两种恶:“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对于“长君之恶”、“逢君之恶”,孟子本人并未做出明确解读,但后儒朱熹却明确指出“长君之恶”是“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四书章句集注》);“逢君之恶”是“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四书章句集注》)。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可见,其对于引诱助长君主错误的臣子之厌烦,远远大于未能及时纠正君主过错的臣子。孟子对于“要君”所产生的恶做了明确的等级界分,充分体现了“执中有权”的中道方法论:对“要君”的反对不是一刀切的走极端,而是针对不同的“要君”情形给予不同程度的排斥。

  孟子主张臣子“尽臣道”,一方面不能“要君”,不可走向对君阿谀奉承的极端,另一方面也不能“弃君”,不可明哲保身、消极怠政,甚至轻率地“致为臣而去”(《孟子·公孙丑下》),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孟子·公孙丑》中记载,孟子劝有官职的蚔鼃进谏齐王,蚔鼃失败后辞职离齐,齐人虽认可孟子劝诫蚔鼃进谏以及蚔鼃进谏失败离齐,但质疑孟子为何一直滞留在齐。孟子回答道:“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即我没有那些官级职位,进退去留都是非常自由宽松的,我进则是作为普通百姓不“弃君”的表现,我退则是作为普通百姓不“要君”的表现,我作为一介平民,进退完全依义而行。根据孟子与梁惠王等论政的记载,他事实上真正践行了既不“要君”也不“弃君”的臣对君的中道观,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孔子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也多次就“不见诸侯”的问题与学生们讨论。“见”或“不见”在孟子那里已不仅是君臣之间的礼仪要求,更是对何谓君道、何谓臣道的道德考量。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正是诸侯争霸的时代,招贤养士蔚然成风,君臣之间是有相互诉求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因此孟子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有君道,臣尽臣道,中道而不偏颇,道德要求指向双方而非单个人。于君而言,应礼贤下士;于臣而言,枉道富贵,君子不耻,这是孟子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在君臣观上的必然结论,表现出儒家中道的政治智慧。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政治体制使然,孟子关于君道、臣德的期许,终不免沦为道德决定论的政治幻想。孟子君臣观蕴含中道智慧

  (本文系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官德建设研究”(15KSB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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