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从儒家尊德性的根本视角出发，阐释了著名的仁政思想，其中包含君臣互动的中道观念。君臣关系最为基本的伦理向度有二：一是君对臣，二是臣对君。对此，孟子均有论述。
孟子君对臣的中道观，主要是指君对臣既要正名位又要“不召臣”般的弃名位。孟子著述中鲜有君对臣正名位的直接论述，但是他的思想中却有相关的阐释。孟子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孟子·公孙丑下》)，而且对爵、齿、德这三尊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孟子·公孙丑下》)。在朝廷之中常依爵论位，是非常讲究名位的，而君臣之间更应如此。孟子进一步强调“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君要按君的规则行事，臣要按臣的规则行事，这显然是一种“君君臣臣”的正名观念。
孟子倡导仁政，主张君主以德服人。对于作为三大尊的爵、齿、德，孟子认为其间的辩证关系是“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反对君主以名位欺人，提出“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观点。在爵、齿和德之间，虽然君臣有名位之差别，但最终还应以德为标尺，即便是君也不能因为其名位高上而轻视有德的臣下。
臣本应听命于君，“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万章下》)是君臣之间必然性的礼仪，“俟驾”抑或不行则是臣子的不恭。在这种伦理义务的对应关系中，君本可以不允许“不召之臣”的出现，但孟子却认为一个真正的明君在某些情况下会放下身段，即便有要事也不一定非得“命”臣而来，而是容忍“不召之臣”，甚至可以亲自去拜访臣。这在讲究名位等级的铁血战国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观念，充分展示了孟子“尊德性”的仁政主张。
君主不以名位管理臣下，如何让臣下心甘情愿为自己服务呢?万章请教孟子交友原则时，孟子回答道：“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普通的交友原则，但是孟子在这之后却是以孟献子、晋平公等君主为例进行说明，因此“友其德”也可以看作孟子眼中君主统治下属的根本之道——“友其德”而不是“挟其位”。“友”表达的是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德”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道德品质，“友其德”自然就是强调君对臣的驾驭、管理不在于不对等的名位关系，而在于对等的道德品质。
在双向伦理义务关系下，孟子主张君对臣不可以执守、固化于名位的界分，要张弛有度，执“中道”而行之;同样，臣对君也应该恪守“中道”，既不可执于“要君”，也不应轻率地“弃君”。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体制决定君对臣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在此之下，作为臣子很容易受利益和私心的驱使，做出“伊尹以割烹要汤”(《孟子·万章上》)的事来。其实，“伊尹以割烹要汤”无论真假，臣下割烹献于君主本身似乎也符合儒家名位要求，并非不可言表的耻事，但是孟子却十分在意。面对万章一个“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的简单问题，孟子刻意强调“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并认为臣下对于君主的正确态度是“不要君”，即不随意顺从乃至阿谀奉承君主，“欲为臣，尽臣道”(《孟子·离娄上》)即可。于此可见孟子对臣的道德规范的重视。
孟子之所以反对臣子“要君”，是因为臣子“要君”会产生两种恶：“长君之恶”和“逢君之恶”。对于“长君之恶”、“逢君之恶”，孟子本人并未做出明确解读，但后儒朱熹却明确指出“长君之恶”是“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四书章句集注》);“逢君之恶”是“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四书章句集注》)。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可见，其对于引诱助长君主错误的臣子之厌烦，远远大于未能及时纠正君主过错的臣子。孟子对于“要君”所产生的恶做了明确的等级界分，充分体现了“执中有权”的中道方法论：对“要君”的反对不是一刀切的走极端，而是针对不同的“要君”情形给予不同程度的排斥。
孟子主张臣子“尽臣道”，一方面不能“要君”，不可走向对君阿谀奉承的极端，另一方面也不能“弃君”，不可明哲保身、消极怠政，甚至轻率地“致为臣而去”(《孟子·公孙丑下》)，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孟子·公孙丑》中记载，孟子劝有官职的蚔鼃进谏齐王，蚔鼃失败后辞职离齐，齐人虽认可孟子劝诫蚔鼃进谏以及蚔鼃进谏失败离齐，但质疑孟子为何一直滞留在齐。孟子回答道：“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孟子·公孙丑下》)即我没有那些官级职位，进退去留都是非常自由宽松的，我进则是作为普通百姓不“弃君”的表现，我退则是作为普通百姓不“要君”的表现，我作为一介平民，进退完全依义而行。根据孟子与梁惠王等论政的记载，他事实上真正践行了既不“要君”也不“弃君”的臣对君的中道观，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孟子·尽心上》)。
孔子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也多次就“不见诸侯”的问题与学生们讨论。“见”或“不见”在孟子那里已不仅是君臣之间的礼仪要求，更是对何谓君道、何谓臣道的道德考量。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晚期正是诸侯争霸的时代，招贤养士蔚然成风，君臣之间是有相互诉求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因此孟子认为理想的君臣关系，应该是君有君道，臣尽臣道，中道而不偏颇，道德要求指向双方而非单个人。于君而言，应礼贤下士;于臣而言，枉道富贵，君子不耻，这是孟子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在君臣观上的必然结论，表现出儒家中道的政治智慧。但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传统的政治体制使然，孟子关于君道、臣德的期许，终不免沦为道德决定论的政治幻想。
(本文系2015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官德建设研究”(15KSB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