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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面五个方面看，儒家的生活智慧，是关于人生正面的积极人生智慧，不涉及人生负面的消极的人生问题，与释道专注人生负面问题的消极人生智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无论是积极的人生智慧还是消极的人生智慧，就根本讲，无非是对做人道理的洞彻能力，只不过一个(佛道)洞彻人生是“苦”，做人乃落难;一个(儒家)洞彻人生是“乐”，做人乃累中享乐。〔66〕正因为儒家认为人生是乐，做人本是乐事，所以儒家谆谆告诫人要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处理人事，实现人生的意义。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做人，还是以消极的生活态度做人，本来只是基于对人之生命价值的不同体悟而设定的做人的生活取向，不涉及做人的生活艺术，但在一些学者的研究中，释道二教的说法透过人的悲苦揭示了人之生命本质，体现了人之化解生命悲苦的生活智慧，而儒家的说法，无非是教人做人要尽本分，是人之庸俗生命的原原本本的呈现，无法体现人之化解生命困境的生活智慧。释道教人化解生命的悲苦，当然能体现人之生活智慧，但因此认为儒家缺乏生活智慧，其教人积极做人以尽人之本分，就只能是平庸的说教，够不上人生智慧，却缺乏理据，难以令人信服。

　　在现代社会里，由于人的异化，人们迫切需要化解负面人生问题所造成的人的苦恼，所以佛道注重化解人生苦恼的消极人生智慧，就深受现代人的欢迎，在现代社会大行其道;而儒家积极的人生智慧，因为提倡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默默无闻奉献，却为现代人所冷落，在现代社会难以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许就是这个缘故，学者们在现代社会乐于谈佛道所讲的消极人生智慧，而不愿谈儒家所提倡的积极人生智慧，甚至有学者以为儒家所讲的做人的道理，还只是一种人生说教，尚未在理论上化为智慧，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学说。“学说”与“智慧”的区别，在于“学说”乃概念系统，反映人以概念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而“智慧”则是非概念系统，乃“智的直觉”，反映人洞彻事理的觉悟能力。儒家的人生说教，恰恰不是以概念推断的形式来论证人之生活本质，而是直接以日常语言表达其对人之生活本质的觉悟。这种非概念形式的透彻觉悟，不是“智慧”之外的什么认识能力，它只能是“智慧”。

　　佛道的说教与儒家的说教，就其对人生本质的洞彻性的觉悟来说，都可谓智慧，但一个(佛道二家)是对人之负面人生本质的洞彻，一个(儒家)是对人之正面人生本质的洞彻，其智慧的表现却正相反。有的学者，之所以一方面高度评价佛道的消极的生活智慧，另一方面极端轻视儒家的积极生活智慧，除了否定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作用这一情感上、立场上的原因之外，就认识的根源讲，是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的积极生活智慧，启迪人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只对确立正面的、积极的人生有作用，而对化解人生苦难、解决负面人生问题无能为力。客观地讲，这个认识不无道理，但因此推崇佛道之消极生活智慧而轻视甚至否定儒家之积极的生活智慧，却有害而无益。儒家的确缺乏对负面人生的思考，未能提出化解人生苦难的办法，〔67〕但因此否定儒家积极生活智慧对于人生的积极意义，则于理上说不通，于义上道不明。人生固然由正面的生活与负面生活共同体现，但正如人来到这个世界本不为“死”而是为“生”一样的道理，正面的生活与负面的生活相比，应该是正面的生活更能体现人的生活意义，否则，大多数民众为何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世俗信念。既然人生的价值体现在人之积极地生活，而非体现在人之消极地生活，那么儒家的生活智慧，因其提倡以积极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之存在价值，就更值得我们重视，因为我们毕竟以追求幸福生活为人生的本质诉求，而要幸福地生活就不能不以积极的生活方式生活。那种以消极的生活方式谋求幸福的企图，是将人的生活幸福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上，它对人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心理安慰，不能给人实现其本质诉求以任何积极的启迪。

　　儒家的积极生活智慧，在当前难以产生积极影响，不是因为人不需要积极的生活，而是因为人们在当前被负面的人生问题所困扰。因此，当代儒家对于儒学的推进，不应改弦易辙，而应该在继承儒学本有的积极生活智慧的基础上，吸收释道之消极生活智慧，将儒学扩充为兼顾正面人生智慧与负面人生智慧的全面的人生智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