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来源

　　在陈来看来，儒家思想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拓展，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要成为现代儒者，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必须要有文化和道德的关怀。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陈来开始参与文化儒学的讨论，1989年发表《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希望对批判传统文化的源流时期进行梳理，以求开出符合时代的新命题。

　　“五四”时期，不仅产生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同时，也有一批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人所注意。陈来认为，应该注意这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曾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来后来说：“‘五四’对儒家的批判是基于近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80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儒学碰到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全方面的挑战，是儒学近代以来造成困境的根源。所以，只有全面回应这些挑战，儒学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谋求新的发展。所以，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很多人批评陈来是保守主义，但陈来并不拒斥现代化。在陈来看来，儒学应该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里面的一维，儒家思想应该在生活伦理方面体现它的功用。现代社会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迷失，而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安宁，通过提高现代化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及人文环境，才可以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陈来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下也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要从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适合时代的理论。冯友兰曾经写作“贞元六书”，其目的是运用儒家思想提出符合时代的人文精神。陈来接续了冯友兰的讲法，提出重塑中国传统经典的权威，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自信。

　　面对现实，陈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这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国文化本来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才可能恢复中国文化的生机。

　　陈来的愿望是在一个新的文明结构中，不但有政治、经济、科学等制度化建构，应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正是这一强烈愿望，使陈来总是“方在创造之中”。

　　陈来虽然身处学院之中，但他并不仅仅埋头于书斋只做小众的研究。这些年来，他写了很多文章回应当下的文化问题，同时，也为大众开展有关传统文化的讲座，以此深化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对于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他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分析。在他看来，现在人们树立起文化自信是大势所趋，值得推崇和赞扬，但另一方面，民间儒学“过热化”的倾向也造成了诸多问题：有的人因为知识水平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进行狭隘的解读;有的人则想从中牟取利益，故意歪曲传统思想。人们的不同需求，让这一问题变得日趋复杂。不过，陈来认为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不论是国家还是学者，都应因势利导。

　　历史维度：中国近代的衰落不能让儒家传统买单

　　新京报：《古代的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两部书不同于你以往的哲学史研究，关注的是春秋战国乃至之前儒家起源的问题，你为何会做这方面的研究?

　　陈来：上世纪90年代初，我做完有关朱熹的研究，觉得可以暂时换换口味。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轴心时代”的说法，即在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同时弄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怎么出现的?

　　轴心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研究那个时代的思想很难用哲学方法，我只能从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和人类学进行研究。孔子思想肯定来自西周，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变革和连续的，要把西周了解清楚，一定要从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讲起，所以宗教学、人类学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途径。

　　后来我通过研究发现，早期的文化很多都来源于原始宗教时代，从巫觋文化衍生了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这是中国文化类型的演化路径。这一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一直到现在也是研究上古时期中国文化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基础。

　　新京报：很多人一谈到儒家，心中总有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就是既然儒家思想那么有用，中国为何会在近代以来持续衰落?这不恰好说明它已经过时了吗?

　　陈来：认为中国近代的衰落该由儒家负责，这是一种简单化思维，是不对的。中国近代的衰落，部分应归结为清代的治理体系。而且衰落是相对的，其实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和人口都在不断发展，中国在康乾时期还是很强大的，落后只是相对于西方的进步。

　　近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新的科学革命，后来发展出大工业生产，这的确对世界有很大贡献。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兴起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而来，它的崛起过程并不是文明的方式。

　　我们看待这个问题，不应该只看到中国，要综合地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待。如果没有西方入侵，中国可能还是按照传统的形式继续发展。所以，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儒家思想的衰落，而是因为中国文化遇到新的世界性挑战，我们的传统必须跨越这些挑战，建立新的文化理念。

　　新京报：你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走出国门与西方思想界进行对话的儒家学者，你觉得大陆的儒家传统和港台及日本、美国的思想研究方式有什么不同?

　　陈来：其实，我们可能将海外的儒家思想研究看得过高。现在大家都很推崇钱穆先生，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阅读他的《朱子新学案》就发现，钱穆的书里也有问题，一个是他的分析不够，一个是考证也出现了错误。民国时期的前辈学者也都是用清朝的考证方法，但这一套却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被抛弃掉了，我们受到苏联日丹诺夫理论的影响，搞唯心、唯物哲学和阶级斗争去了，断掉了自己的传统。

　　港台学者研究儒家哲学往往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够客观，像唐君毅、牟宗三等人都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再去研究宋明哲学史，虽然水平很高，但他们带着自己的哲学去理解儒家，可能会有偏差。这个问题大陆学者并没有，可以说是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海外的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如此，他们的方法并不就特别高明。

　　其实，我的老师一辈，冯友兰、张岱年的研究方法就代表了20世纪最好的方法，可惜这些后来都被极左路线掩盖掉了。我们自我封闭了30年，对外界不了解，没有办法接受西方哲学和新理论来充实自己，但上世纪80年代之后，思想界其实已经在弥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差不多补回来了。现在的研究也开始注重哲学分析和比较视野，在大部分领域都已超过海外，所以不需要把海外研究看得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