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来，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似乎经历了一个轮回。

　　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列强瓜分的狂潮下，出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以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了谋求近代的变革，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科技和政治制度，不得不批判固有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是阻碍中国变革的罪魁祸首，因此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急于变革的时代，人们不会分析传统文化里的精华与糟粕，只是一股脑全部看成灭绝人性的传统，并在未来的岁月里不断强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很多人把儒家看成是开历史倒车，“名高实秕糠”的代表。

　　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脚步的加快，商业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当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赚钱的中国人亟须精神信仰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由此，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人们渴望文化的复兴，更渴望通过儒家传统树立起对国家的信心。

　　“儒家热”或者“国学热”自此愈演愈烈，到了新世纪，伴随着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推出的于丹、易中天等人解读《论语》和先秦诸子节目的火爆，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更有甚者，呼吁要将儒家思想树立成“国教”，重走康有为的老路。有人说，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也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一种思想被人们广泛关注，它才会泥沙俱下。中国人认识到了传统文化里面好的一面，看到了它的魅力所在。

　　其实，早在激进的百年前，就已经有一部分人也在做着维护传统的努力，但他们大部分人已成为了历史上的失语者而被忽略。章太炎说研究国故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钱基博在《国学必读》一书中则更重人文主义的国学，“发国性之自觉，而纳人生于正轨。”

　　现任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陈来其实就是在接续前辈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让传统文化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学者对话的人，也是最早一批使用西方思想来对儒家思想进行解剖的人。现如今，陈来的几十本著作仍旧一版再版，《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有无之境》等书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拉近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亲近感。

　　事实上，每一个民族都会在反复回望中，带着眷恋与爱，接受来自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抚慰，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力量与理性，为自己生活其中的世界进行历史的定位，以及意义的诠释。

　　学者李泽厚曾如此评价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内，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有水平的。”

　　李泽厚虽然不同意陈来在《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一书里有关巫术与宗教起源的分析，但作为开启中国大陆一代思想学术风气的前辈，他能如此评价陈来的作品，足见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回顾陈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可见其研究带给学术界崭新的思考范式，也为当时的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带来契机。“文革”以前，儒家思想常常被当作糟粕而加以摒弃，宋明理学成为“唯心论”的典型代表，“存天理，灭人欲”则成为封建卫道士的象征。

　　但陈来却在那个时代突破了几十年来对儒家思想负面评价的藩篱，从文本入手，力求还原真实的儒家思想。从《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到《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再到《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陈来几乎打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利用西方的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力求让它们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恰如陈来在一篇报道中所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也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