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代是国家转型、儒学转型和文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下，现实的家国危机与儒学的天人危机交织在一起，激发了文人重构国家理想的努力。以《新中国未来记》开篇的“新小说”，将“中国前途”的想象置于中心，初步建构了一套有关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话语体系。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起点和原动力，目前这一研究多被置于西方“现代性”与“乌托邦”的视域之下。但溯及本源，晚清小说家主要还是根据儒学传统沿袭下来的那套独特的关怀和问题，对西方的冲击作出回应的。“新小说”的国家想象，不仅来源于域外思想和文类的导人，更深受晚清儒学新变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种族革命小说、立宪小说、殖民小说、理想小说等具体文本切人，进一步揭示出“新小说”对国家未来的设计和想象与儒学现代转型的深刻联系。

　　一、公羊学新变与“新小说”现代国家想象的展开

　　“三代之治”一直是传统儒家文人理想的国家治理原型，以公羊学转型为核心的晚清儒学新变中，对“三代之治”的崇法发生了重要偏移。古文家一般主张回归“三代之治”，而今文家则主张继周损益的制度创新。晚清今文家制造的“大地震”和“大喷发”，更源于他们融合中西的“改制”思想和“新”的意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9-82)。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的化合，展现了人类未来的美好前景(皮锡瑞8-9)。康有为首倡“小说学”，梁启超等领衔的“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首先着眼于“新民”“新国”“新世界”的想象和创构，为从时间和空间上重新定位中国拉开了序幕。

　　《公羊传》不仅是一份解经文本，更是一套有关儒家体制、哲学和宇宙论的经典论述。“张三世”是春秋公羊学的核心要义。《公羊传》提出“三世异辞”——“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表现出“书法义”对三世历史编篡取舍的不同态度。董仲舒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公分别划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此为“书法义”。何休将此义生发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系统性的历史哲学，此为“史观义”。在历史书写的背后，是孔子政治意识的渲染，“书法义”“史观义”最终都归结为“政治义”。公羊学定义了三世交替循环的秩序原理，以及宇宙本位的政治观，隐藏着中国政治、历史和文学的深层结构。

　　今文公羊学说在西汉大显其世，其后沉寂千年。1770年前后公羊学复兴，迅速成为知识界“当者披靡”的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羊学逐渐演变出一套新的政治哲学和世界观，成为中国人沟通西方进化论的捷径。从本质上说，公羊学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三世有兴衰更替，但社会秩序最终仍由先在的宇宙秩序决定，此即董仲舒所谓历史存在于“天人感应”之中。此循环论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时间性格”，或曰缺少未来意识，这一情况在晚清公羊学新变中获得扭转。

　　晚清公羊学因时而变与其改制、变易哲学和“以经议政”的学术风格有关。乾嘉年间，经过庄存与等人的重新发掘，在刘逢禄身上，以三世说为中心的变易观点“大张其军”。受其影响，龚自珍、魏源等人进一步将“进化和变革”的哲学观系统化。魏源直指，“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47-48)。至康有为，“三世说”进一步附丽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和进化论政治学说，“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28)。儒家典籍中包含了最重要的“进化之理”，这也是“万国之公例”，这意味着中国理应变法图强“与世渐进”。中国传统的“古”“今”不分、面向理想“三代”永恒复归的时空观走向裂变，政治想象因此出现种种新的可能。

　　晚清公羊学新变以及由此引发的儒学时空意识的重要转变，回应了西方“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一一时空分离。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认为“现代性”的首要特征是“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这是现代国家形成的首要“动力品质”和“因素”(18)。现代性断裂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过去”转向“未来”的断裂。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创者梁启超如此阐发三世说与“未来”的关系：“《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氏(即斯宾塞)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梁启超全集》卷12645)。公羊学朴素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交融汇通，给“新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激发中国小说的家国想象从三代、桃园叙事转向现代国家叙事。黄金世界不仅仅在唐虞三代，也可能出现在未来的“新中国”。“进步”则成为儒学新的“天意律令”。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开篇谈到：“我们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2)。这些小说在作者看来“不是失之于附会，便是失之荒唐”，反而近来外国人两部小说《未来之世界》和《世界末日记》才算是“别开生面的笔墨”，“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碧荷馆主人2)。如“新小说”发刊词《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所言：“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②夏晓虹因此指出，“未来记”形式的小说具有破天荒意味，中国文学即使偶尔构想理想社会，而绝没有将其置于未来社会提前出世(222)。“新小说”首先将文学的新意聚焦于未来国家想象，起源于对文学传统的叛逆，也是对传统儒学的一个最深层的挑战。

　　随着“时间开始了”，中国小说现代国家想象开启。小说中涌现出多种纪年方案，有“孔子纪年”“干支纪年”“黄帝纪年”“西历纪年”等等。不同纪年并举背后映射不同国家道路的选择。《新纪元》“黄帝纪年”彰显了小说家的民族主义革命要求;“大清帝国纪年”表明了东海觉我、陆士谔等人保守的维新思路;蔡元培《新年梦》和高阳氏不才子《电世界》中西历法并用，体现了小说家援西人中建设现代国家的意愿;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等力推“孔子纪年”，则更凸显了对于文化和儒学兴灭继绝的使命感。

　　空间上的“新中国”对应时间上的“新纪元”，构成了“新小说”国家想象的叙事主线。传统儒学循环论的时空观已经破裂，西方线性的时间进化和民族国家观念对小说创作产生根本性影响，并且深刻影响20世纪至今的政治秩序、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小说创作而言，如何弥合新旧时间的断裂，实现据乱世与太平世的空间转换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新小说”往往采用两种空间叙事套路：“梦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记”，并且两种叙事手法经常叠加使用。“梦游新中国”的代表作包括《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狮子吼》《新中国》《新年梦》《痴人说梦记》等等。《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评《新中国未来记》“全用幻梦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新石头记》唤醒宝玉梦游晚清中国和“文明境界”，突出文明与野蛮、科学与愚昧、富强和落后的新旧对比之维。《新中国》第一回“一枕皇梁乾坤新造”，“我”和李友琴梦中来到“盛极了”的新中国。陈天华《狮子吼》是现代“醒狮论”的先声。小说描绘了混沌-梦醒-光明的三部曲，是据乱世到太平世的转译。卷首楔子直言“运用影射、象征、梦幻诸于法，阐明光复中华的创作主旨”。在现代精神分析的视野中，匮乏感激起的梦境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的体现。福柯《梦与存在》认为，具有预言力量的梦是同一真相的另一种经验，梦的形象世界连接着超越界(32)。小说主人公从逃避“据乱世”进而破除之，睡狮的“混沌之梦”转化为“日月光华”之境，寓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的升华。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说：“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宜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元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③夏志清认为，梁启超这一美学立场可能来源于坪内逍遥“理想派”与“现实派”的两分(夏志清86)。梁启超推崇“理想派”，“理想小说”因此成为重要文类，此“理想”又以“新中国”想象为核心。导游于“他境界”的梦想之旅有效化解了“现实”与“理想”的断裂。

　　与“梦游新中国”相对应，《月球殖民地小说》《乌托邦之豪杰》《瓜分惨祸预言记》《新野叟曝言》《冰山雪海》《电世界》《狮子血》等都可归到“域外漂流记”叙事。“新小说”发刊词中即要求“新小说”能“如《鲁滨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故国“无国无史”，能人志士报国无门，只能选择另立新邦。《黄金世界》《狮子吼》《月球殖民地小说》和《电世界》中，从远游海外到殖民月球海底，各种“域外漂流记”叙事层出不穷。旅生《痴人说梦记》最为典型，公羊三世进化观变异为“愚村”(传统中国)——“仙人岛”(世外挑源)一一“镇仙城”(现代国家)的时空递进叙事。现代“镇仙城”对阵传统“仙人岛”和“愚材”，不仅充满了挑战的意味，而且形象地展现了从愚昧到启蒙、进化，再到现代完美国家的过程。

　　梦想式和鲁滨逊式的出走、重建、归来，对应了“新小说”从旧中国到新世界，再转回改造现实中国的叙事模式，公羊学三世进化论与西方进化论在“新小说”中构成了潜在的沟通。一方面，“梦游”和“漂流”强化了新旧时空分裂;另一方面“新小说”延续了从“据乱世”(救亡)到“升平世”(富强)再到“太平世”(大同)的三世进化叙事结构。分裂与传承的二元对立叙事，催生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想象，一种进化的天道观支配下的国家想象。正如浦嘉珉所指，达尔文的“进步”(progress)和“完美”(perfection)在晚清儒学中逐渐内化为一种近乎神秘的信仰(浦嘉珉15)。

　　“新小说”的国家想象，取新旧对立之意，依三世递进之法。作为进化之道的文学具象，“未来记”是“新小说”有别于中国小说传统的特质所在，是对中国小说传统的重要突破。晚清儒学与西方现代性的化合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其中核心的推动力来自于西方进化论与公羊学进化论的会通。晚清公羊学中的进化与大同观念是“新小说”创作的摹本。以“梦游新中国”和“域外漂流记”为叙事手法，保群进化、救亡启蒙等现实关怀与新儒学视野下的三世进化观形成对应，构筑了“新小说”国家叙事的深层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