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阳明的良知之学对于人生论极具启发意义，他把人视为一个向未来敞开、不断超越自己的存在。人存在的意义价值是在和他面对的世界的交互作用中实现的。人和世界不只是知识的共同体，更是意义和价值的共同体。人是世界和人自己的诠释者、证明者，人是诠释性存在，人在世界中展开自己、同时展开世界，世界不是待理性认知的对象性存在，而是由全部精神活动觉解、开显、证明的与人一体的存在。这有很强的现象学意味，但当代现象学要从西方近代以来把人视为理性存在、因而主客相对的状况下解放出来，所以用非理性来说明人的真实存在，如烦恼、恐惧、孤独、忧虑等实证的情感，所以容易导向颓废、悲观、玩世不恭等个人情调。而王阳明首先体悟到的是仁、生生、健顺等天的品格，是人用充满阳光和力量的识度诠释出的心之本体，所以“乐是心之本体”。良知就是在这样的心理基本内容上对于其他精神要素的扩展。它的基调是刚健的、有力的，它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一体、由天而人的一贯而下中呈现出的乐天安命。人不能没有七情，但七情是良知的发用之地，七情中过与不及的，都被良知照彻而归于正，就如太阳一出，魑魅遁形。所以王阳明不同意朱熹道心人心并立、道心做主人心听命的观点，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只有良知，七情是良知的表现场所。西方存在主义赖以证明人的存在的真实情感如烦恼等，在王阳明这里都成了被良知照彻、改正、消融的对象，没有正面价值。王阳明的这一点，正是中国文化的乐观特性的支撑点。

　　王阳明哲学具有存在主义特性的另一点是，它不具有西方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形上学本体论特别是近代自笛卡儿以来的主客对立的性格，反而具有被海德格尔视为存在主义的现象学方法论的基础：以对存在的研究代替对存在者的研究，以此超越传统形上学。对存在者的研究是主客二分的，是认识论的，对存在的研究是意义论的、价值论的。王阳明晚年由于胸襟阔大，意境高远，较其早年尤其具有主客合一的意义论品格。如著名的南镇观花，王阳明的视点不在花树的知识论意义，他认为，人未看花时花与人同归于寂，这个寂不在知识的未发生，而在意义的未彰显;人在看花时，人和花的存在意义同时显现，花与人离开了对方都没有意义。人首先不是认识性存在，而是意义性存在，存在是决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是使一切存在者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所以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传习录》卷下)这是说主体与客体的依存关系是本体性的，不是知识性的;主与客不是作为对立物在知识活动中被认知，而是作为存在论的不可分离的双方在使对方澄明出来的过程中彰显自己的存在。而王阳明的一个特识是，在双方互为依持中，主体是更加重要的，客体是被主体的主动作为逼出其存在的，客体的性质甚至其作为现象的显现，都是主体给予的。主体是永不安分的，它在健动不息中实现自己，同时实现自己的证明者：客体。所以《传习录》载“人是天地的心”，这一方面从内容上说人是天地的生生不息精神最直接、最显明的体现者，另一方面从形式上说人是天地间灵动性最高的生命，它在不息的健动中使客体得以成立和具有意义、价值。从根源上说，人比任何其他事物的意义和价值都高。“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传习录》卷下)王阳明在具有现象学意义的思想中彰显出的仍然是中国哲学的特点：重视伦理性，关注“人的学问”。如果说海德格尔总体上仍是西方哲学的延续，他是就知识论着眼的，他批评的首先是西方传统形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方法，则王阳明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宋代理学的延展，他没有由知识论带来的主客二分意识，是就伦理学着眼的，他张扬的是人得于天而备于己的健动不息的精神。海德格尔关于人的种种描述是由平面的逻辑分析推出的，而王阳明则是由立体的纵贯的天人视域中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解悟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