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人们多言《礼运》是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但由于对其成篇时代认识上存在分歧，实际大大降低了该篇的价值。实际上，《礼运》是极其重要的孔子思想文献，汉人编辑《礼记》和孔安国撰集《孔子家语》，他们收入该篇时或者都有各自的编辑动机，但二者肯定有极大不同。《礼运》本属于孔子与子游论礼之言，我们不能因《礼记》等进行过某种程度的加工而否定其主要思想属于孔子。在这些问题上产生疑虑，实际是由于对《孔子家语》成书时代不明造成的。看到了《孔子家语》成书问题的真相，就可以消除对《礼运》成书问题的疑虑。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把握孔子大同思想的实质，理解该篇的重要价值。
孔子长期从事教学与社会活动，留下了大量而珍贵的言论。综观相关材料特别是孔子遗说，谁都不会怀疑孔子对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稔熟，也不会怀疑孔子对三代“明王”的崇敬。保存在《孔子家语》和《礼记》中的《礼运》篇正是孔子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系统地展示了孔子的礼学思想，《礼运》是儒学乃至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长期以来，人们对《礼运》及其“大同”思想学说进行了很多研究，只是由于《孔子家语》“伪书”说的影响，人们还很少注意到《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很少注意到该篇与《礼记·礼运》的差别及其文献学意义。但是，尽管人们主要以《礼记》中的《礼运》为研究文本，依然有学者看到了《礼运》与孔子的密切关系，认识到该篇思想的先秦时代特征，认为《礼记》虽然成书时代较晚，而其中关于“大同”之道的思想却是先秦的①。鉴于人们在认识上依然存在很大误解，该篇的重要价值明显受到遮蔽，本文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礼运》中的“大同”说再加讨论。不周之处，希望得到批评教正!
一、《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属于孔子
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严重影响，人们怀疑《孔子家语》，在《礼记》成书问题上异说纷呈，严重影响到了对《礼运》价值的认识。时至今日，依然有学者怀疑《礼运》的真实性，对该篇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一些偏差。例如，金春峰先生虽然认为《礼运》是儒学和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献，但以为《礼运》为汉儒所采辑、编撰，其中的一些内容为汉人撰写的，反映了汉人天人同类的大礼乐观[1]。这个问题到底怎样，很有必要认真研究，不然就真的会出现“思想史的错置和混乱”。
如果在文献成书问题上出现偏差，如果像金先生所说把汉代的思想当作孔子与弟子论礼之言，就会“把孔子思想汉人化、董仲舒化”。反过来，如果其中的思想本属于孔子及其弟子，今人却以为属于汉人，则这样的错乱同样严重，就会把孔子思想人为地拉到了汉代，实际上也低估了孔子思想，看低了早期儒学的发展水平。显而易见，把《礼运》之中明确记载“孔子曰”的文献说成是“汉人撰写”，这等于说“汉代学者假冒孔子之名”，这与疑古思潮盛行时期所谓的“汉人伪造说”观念完全相同。当然，这里的错误与混乱还是不难看清的。
十几年前，笔者曾经关注《礼运》，对它的成篇与学派属性等问题进行思考，发现人们对于该篇的有关问题存在很大混乱。例如，连许多基本的问题，如《礼运》成于何时?其中的思想是否属于儒家，或者其学派性质如何?都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可以说乱作一团，代表了疑古思潮影响下学术认识的严重失范。对这样一篇重要文献的认识，关涉到中国早期思想史面貌的描述②，实不能不认真辨析。通过研究《礼运》的成篇问题，通过研究《孔子家语》与《礼记》中《礼运》篇的异同，我们清楚地看到，汉代编辑《礼记》，其中不少篇章确实经过了重新连缀和编辑，但汉儒并不像今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孔子缺乏敬畏，他们很可能并没有动辄就假借“孔子”来表述自己的主张。或者说，《礼运》并非“出于汉人的伪作”。通过对其中关键问题的分析，可以说我们应该能解开《礼运》成篇的谜团，可以消除人们的疑虑。
《礼运》最大的问题是该篇的作者。《礼运》是怎样写成的，这与文本中的许多问题相连，比如《孔子家语》和《礼记》都有《礼运》，如果以传统的观点，舍弃《家语》而用《礼记》的文本，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有较大偏差。实际上，我们曾经反复细致地比较过《家语》与《礼记》两个文本，比较二者的相同和相通之处，明显发现《礼记》文本不如《家语》，综合审视二者共同内容之间文本的差异，强烈感觉到了《礼记》的不少改编痕迹。
例如《礼运》篇首部分，《孔子家语》的《礼运》篇作：“孔子为鲁司寇，与于蜡。既宾事毕，乃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言偃侍，曰：‘夫子何叹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礼记》中的该篇则作：“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不难看出，与《礼记》相比，《孔子家语》更像时人所记，给人以明显的现场感。《孔子家语》中的“夫子何叹”，《礼记》中作“君子何叹”。很显然，《孔子家语》所记是对的，因为孔子的弟子乃至当时的公卿大夫大多习惯上称孔子为“夫子”。我们综合以往的比较研究，很容易能够判断出，相比于《孔子家语》，《礼记》对材料的变动很大，而《孔子家语》更注重维持简书原貌。
孔子回答言偃进行这番论说的具体时间，《孔子家语》的记载比较明确，就是在孔子为鲁国司寇时期，具体就在参与蜡祭活动之后。蜡祭是每年十二月举行的祭祀礼仪活动，孔子忧国忧时，他由此进行了很多的思考。言偃记录下孔子的论说，于是才有了《礼运》这一儒学名篇。据记载，孔子为司寇时间不长，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孔子的这次谈论，时间应在鲁定公十年到十二年三年之内的某年十二月，当时孔子五十三岁左右。从孔子的谈论中，可以看出孔子当时的心情比较沉重。也就在此后不久的鲁定公十三年，孔子离开了鲁国，开始了漫长的“周游列国”的生涯。
相比之下，《礼记》仅仅用了一个“昔”字表示时间，令人对孔子论说的时代背景不好把握。戴圣编订《礼记》，着眼于西汉时的历史实际，他没有明确地保存“夫子本旨”的意图，因而其中的改编便不像《家语》那样忠实于原文。他必须立足于汉朝，更不应有违犯时忌的言语。例如，《孔子家语》的《礼运》中所记言偃的问话中有“今之在位，莫知由礼”，《礼记》的《礼运》篇中便找不到。孔子“喟然而叹”，《礼记》还画蛇添足般地加上一句解释性质的话，说“仲尼之叹，盖叹鲁也”，因为在戴圣时期的他们看来，汉家王朝大一统的“清明”政治，哪里能有令人叹息的“莫知由礼”。对照《礼记》与《孔子家语》的其他不少相同的篇章，类似的例子很容易找到。例如《礼记·中庸》对《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的改编、《大戴礼记·主言》对《孔子家语·王言》篇的字词改动，其实都与西汉中央集权政治的加强有关。
将《孔子家语》和《礼记》的《礼运》篇比较，我们发现《家语》缺少了自“我欲观夏道”至“此礼之大成也”一节，而这一节却在今本《家语》的卷一《问礼》篇中。细致观察前后文的联系，可看出《礼记》以之在《礼运》篇是正确的。今本《家语》类似的错乱还有不少。例如，将《礼记》的《仲尼燕居》和《孔子闲居》分别与《孔子家语》的《论礼》《问玉》进行比较，也可以发现这一点。孔安国在《后序》中说，他得到这些简册后，“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可见，《家语》的这些篇章都由他编次而成。可以想见，他在遇有简册散乱时，只能依据内容进行新的编排。《问礼》篇可能就是如此，该篇除了言偃问礼的内容，还有鲁哀公问礼的一部分，可能当时他觉得这两部分归属不明，遂以“问礼”名篇，将这两部分归入。这一点反而证明《家语》的古朴可靠，证明孔安国《后序》所言不虚。
这样，《礼运》的成篇年代已经十分明确了。虽然《礼记》编成在汉代，《家语》也由汉代的孔安国写定，但《礼运》的成篇时间却很早。既然《家语》如孔安国在《后序》所说那样“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那么，《礼运》也应该成在孔子弟子之手。
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按》说：“按《论语》文例，凡弟子门人所记者称子，曾子、有子是也;弟子互记或门人记他弟子之语者称字，子贡、子夏、原思、宰我是也;弟子自记者称名，宪、宰予、冉求是也;其称孔子，或曰夫子，或曰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是也。于长者乃称名：‘子路对长沮曰：为孔丘。’是也。此篇称仲尼而名言偃，疑子游所自记也。”[2]言偃字子游，若是其弟子门人所记，其中不应直称其名。我们认为，《礼运》篇记言偃与孔子的问对，称孔子曰“仲尼”，应该出于言偃自记。
人们怀疑该篇出于子游，还有一个很大障碍，那就是子游的年龄问题。作为儒学名篇，《礼运》应当是孔子与其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但是，如果按《史记》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质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说解也进而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事实上，当时的子游应当早已年过十五而学于孔子，符合孔门教学的历史实际。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确定了本篇材料的来源，该篇的真实性问题也就清除了最大的障碍。那么，《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属于孔子就没有大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