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儱侗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已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零丁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到皇觉寺去做和尚。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子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工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竟并未深入。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朱元璋找谁呢?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这几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不变，并非事出无因。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即公元1366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义(程传与朱子本义);书，主蔡氏(沈)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做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怕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永乐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永乐亲自写序。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三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著《大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说明：本文选自南师怀瑾先生著述《原本大学微言》，依据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版点校，请放心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