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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晓东】早期儒家的宗教哲学运动:基于经典文本的考察

时间:2019-12-31 18:42     来源:儒家网     作者:邹晓东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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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儒学是否宗教”之争,目前已进展到“如何理解儒学宗教性”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不断向早期儒家文本回归,并对诸如孔子“天”、“命”、“天命”、孟子“事天”等概念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专题研究。
 

  早期儒家的宗教哲学运动:基于经典文本的考察

  作者:邹晓东

  来源:《原道》第23辑,陈明 朱汉民 主编,东方出版社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正月十七日辛未

  耶稣2017年2月13日

  摘要:作为儒学原点,殷周之变暴露了《商颂》宗教的主观性隐患。《周书》倡导“敬德修德”作为对治方案。“德”字指称传统德目,实乃为人处事的共识性标准。“学”与“教”是了解这些传统标准的不二法门。从《周书》到《论语》到《大学》,“学—教”意识突出,宗教依赖情淡化,意志持守被反复强调。虽然如此,各种宗教、准宗教术语在人事人为极限处仍有其地位。《中庸》是一大节点。基于普遍的“过犹不及”现象,它独树一帜体贴出“真知问题”,并以颇具宗教色彩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命题,鼓励彻底的“从自己出发(自主性)”意识。但因“何为率性”同样存在真知问题,它遂援引“至圣—神师”作为外援。后世“天地君亲师”信仰与此不无关系。

  关键词:宗教依赖;人事人为;学—教;真知问题;率性;神师教化;


  “儒学是否宗教”之争,目前已进展到“如何理解儒学宗教性”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们不断向早期儒家文本回归,并对诸如孔子“天”、“命”、“天命”、孟子“事天”等概念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专题研究。[1]这符合中国学术追本溯源的传统。然而,必须看到,早期儒学发展具有阶段性。我们无法依据单一文本,来定论早期儒学的宗教性。例如,在同一本《论语》当中,我们既能发现一个罕言性与天道的孔子,同时也会看到孔子指天而立有恃无恐的情形。这种复杂态势,只有放在长程的早期儒家宗教哲学运动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2]为此。本文选取并依据《商颂》、《周书》、《论语》、《大学》、《中庸》这五个文本,[3]以期勾勒支配早期儒家宗教哲学运动的基本问题与基本思维。通过这种以问题意识为核心的考察,希望能对早期儒学的宗教性获得更深刻的理解。

  在概念上,本文的分析特别依赖“宗教依赖情”、“人为自主性”这两个术语。训练有素的宗教哲学学者,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施莱尔马赫痕迹。[4]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本文并没有机械套用某种二分法。之所以选用这两个术语,是因为它们确实适合概括早期儒家宗教哲学运动之“两端”。一方面,作为殷周革命对立面的殷商宗教,确实表现出了鲜明的宗教依赖情(参考《商颂》与纣王案例)。另一方面,作为儒学原点的殷周之变,则开启了一个高举“人事人为”精神的新潮流。宗教依赖情与人事人为的自主精神,在儒家都是实实在在的生存意识。

  概括起来,本文的分析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1.《商颂》宗教主观性(一厢情愿)问题;2.人事人为的标准问题;3.人事人为的限度问题;4.知而不行与意志持守问题;5.过犹不及与真知问题。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共同推动着早期儒学的宗教哲学运动。它们是早期儒家实实在在的生存关注。本文希望能向读者呈现活生生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史逻辑,而非干巴巴地罗列概念与史料。相信当代的儒学宗教性研讨,只有在这种饱含生存关注的视角下,才能不断重获并保持其应有的生命力。因为,史料和概念所呈现的生存问题,乃是跨越古今的。

  一、《商颂》宗教:主观性隐患

  我们从《诗经·商颂》谈起。《商颂》在儒家五经系统中最为独特。这五首诗全未涉及“德”字,亦未体现类似周德的“自我克制”精神;它们大肆崇尚炫耀武功征伐(参考《玄鸟》、《长发》、《殷武》),毫不掩饰对长寿、丰年、健康、排场等的希求(参考《那》、《烈祖》)。在这样一种崇尚力与福的氛围中,祖先、上帝等神灵本质上是实现这些欲求的工具。当然,祭祀者对这些神灵表现出相当的恭敬与信赖。这种恭敬信赖之情,乃祭祀者宗教意识之根底。总的来说,正是在这种恭敬信赖之情中,“祭祀以致福”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意识。离开这种宗教依赖情,人将缺乏举行宗教祭祀的动力。

  在时间中,人的宗教依赖情会在不同神灵名称间重新分配。一些神灵渐渐被边缘化(如《山海经》中人兽合体形象的神灵),一些神灵稳坐钓鱼台(如农业社会中的社神、稷神),另一些神灵则异军突起成为所谓“主神”、“至上神”。殷周文化圈中所谓“(上)帝”、“(上)天”便属于后面这类最高级别的神灵。就其名称内涵而言,主神或至上神权威最为广大。对于不是生活在社会一隅,而是要不断面对各个领域的王与诸侯来说,他们当然希望权威最广大的神灵站在自己这边。一旦相信与这种高级别神灵建立起了稳固的关系,当事人便有底气睥睨一切人、物、事,甚至包括那些低级别的神灵。《西伯戡黎》谓商纣王“淫戏(虐)用自绝”(过度的行为自绝于天),《牧誓》指控他“昏弃厥肆祀弗答”(不举行报答祖先的祭祀)[5]纣王对人事以及传统宗教事务的不负责任表现,显然可以归结为他的上述宗教心态。这一点,从其“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之叹,我们不难体会出来。我想强调的是:纣王这种宗教心态看似极端,但本质上并不违背《商颂》宗教“事神致福”的内在逻辑。

  我们适当深化。前面指出,王或诸侯以至普通人,无不希望与神灵建立关系。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界定关系之有无或确立?案之《商颂》文本,神灵在祭祀过程中一般并不发话。就此而言,《商颂》宗教不具备“启示”要素。与此同时,祭祀亦不同于巫术,它不追求就事论事的立竿见影功效。《商颂》式神人关系的界定,亦不能直接以功效有无为指标。如此一来,祭祀者心中的宗教依赖情浓度,势必就成为人与神灵关系的核心指标。人按礼仪举行祭祀,往往会有肃穆、庄重、与集体仪式融为一体等体验。这些体验究竟从何而来?是由外在氛围触发?是由当事人肢体动作导致?抑或归因于某些当事人的特异禀赋(毕竟感动有轻有重,或者时有时无)?还是因为当事人和神灵有血缘关系?而这体验就是神灵的临格效应?严格来讲,这些问题很难定论。然而,由于祭祀采取人神对待形式,祭祀者便自然倾向于将这类体验视为神灵的临格。但是,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以上我们即已列出多种可能),且神灵并未亲自发布指示,这种自然而然的定性乃是一种想当然。不过,这种体验—定性,显然会使祭祀者宗教依赖情进一步加强。我们需进一步揭示这种宗教依赖情的主观性。

  我们联系《商颂》宗教的“事神致福”特征来看这种主观性。例如,《烈祖》开篇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祜(赐福不断)。申锡(一次又一次地赐福)无疆,及尔斯所。”[6]“有秩斯祜”、“申锡无疆”,讲的是以往的赐福与受福经历。按照这种讲说,烈祖神灵赐福无限。但人的生存实况却是,困难经历必不可免。实际上,对于福的祈望与珍惜,反而能反衬出苦难的现实。但包括《烈祖》在内,《商颂》五篇却对苦难问题只字不提。这反而暴露了《商颂》宗教的主观性或一厢情愿特征。“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锡无疆,及尔斯所”,本质上这是借用“叙旧”形式,奉承神灵同时亦鼓舞祭祀者自己的宗教依赖之情。接下来,我们注意到,《烈祖》祭祀者一面摆上清酤、和羹,一面随即在想象中构造出一幅“赐福—接福”意象(“绥我眉寿,黄耇无疆”、“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将”等)。然而,观整篇《烈祖》文本,祖灵在整个祭祀过程中,实际上一言未发。这种“侍奉—赐福—接福”的礼仪设计,多少带有巫术操纵意味。然而,与巫术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同,《商颂》宗教不追求在特定时间内解决特定问题。《商颂》在一厢情愿的信心中,向神灵提出都是一些泛泛的祝福,如:成(福)、眉寿(长寿)、丰年等。在举行过相应祭祀之后,人即便遇到各种不如意,但是只要人还活着、种族还在延续着、温饱能够保持,那就总还可以继续相信神灵赐福保佑。可是一旦出现极端情况,眼看着福祉耗尽社群即将不保,这种主观的信心也就迫近了崩溃的边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参考《诗经·大雅·云汉》(周诗):反复祭祖求神而旱象不止,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赐福—受福”信念开始转向怀疑与抱怨。

  总之,由于神灵不主动发话,《商颂》式宗教实践者总是想方设法以自己信服的方式(如强调血缘纽带、借助叙旧性夸赞等)将自己的主观愿望加在神灵头上。一旦这种“宗教依赖请+主观愿望”在当事人心中安家落户,便成为《商颂》宗教实践者的一个宗教信念。主观愿望与宗教情感相结合的契机不胜枚举。传统成见、当下感受、社会共识、个人体验,皆可能促成上述信念。纣王是如何形成“我生有命在天(无须担负责任而尽可享福祉)”信念的呢?从周武王代殷之后思及“维天建殷”因而“何暇寐”来看,“王者有命在天”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当时殷商文化圈的共识。然而从大臣祖伊进谏之辞来看,王者需负人事人为之责,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我们只能说,纣王的特殊经历(如生在王家,从小见惯了特权,天资聪颖,常有高人一等之感),使他拥有了“王者有命在天,无条件尽享福祉”的宗教信念。但进谏者祖伊却对纣王“责命于天”的信念表达不以为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着纣王式宗教信念的主观性。至少存在如下问题:人人都希望神灵与自己同在,但你究竟凭什么说神灵站在了自己这一边?

  《商颂》式神灵依赖的主观性,实乃殷商宗教一大致命隐患。这个隐患一旦充分发作,则相应的宗教依赖模式便将声名狼藉。在一厢情愿的宗教信念中,当事人不过是拥有或加强了主观的宗教热情而已。假设真有神灵存在且致福能力无限,即便如此,一个不符帝天真实心意的主观信念,亦绝不足以使当事人分享神灵的致福力量。概念上:作为有位格的存在,神灵既是致福能力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如何施行能力的决定者。一种宗教若不具备同神灵交通的有效方式,而是仅止于提供主观的宗教信念与宗教热情,则在现实的运作过程中便很容易被生存中的苦难事实所击破。当纣王手中尚有足够权力,足以无视祖伊进谏并维持其统治保持其福祉时,他便仍可在自己的宗教热情中自信有命在天。但当铁一般的殷周之变事实把他与整个商族从王权宝座上推下来之后,纣王式“我生有命在天”信念便沦为众所共弃的敝屣。这是《商颂》宗教主观性隐患的一次大暴露,同时也是这种宗教模式的在意识形态领域难以为继的一个转折点。传世《尚书·商书》保留的全是突出人事人为精神的文字,这似乎表明,在殷周之变之后甚至连殷人自己都在进行宗教反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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