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了说明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学在历史上的衍变，以及宋初文运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学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时间介绍赵宋开国的重文轻武政策，恰为宋儒理学成长的助缘。由此而使《大学》《中庸》在儒学“十三经”中突出，和《论语》《孟子》共称为“四书”的经学，主导中国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试取士、读书做官的政策，千年以来牢笼天下的才智之士，使之陷于功名泥淖之中，难得自拔。但不要因为我的这一说法，便误解了儒家“四书”害了中国文明，或耽误了中国文明的发展。其实，儒家的“四书”并没有妨碍了中国，只是南宋以后的有些学者过于迂曲误解了“四书”，反而妨害了传统儒学对民族文明发展的重要。
如果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对比东西文化的演变，而且以中国文化史的立场来讲，就像太阳运行东西两半球的一昼夜之间，西欧和东亚的中国，明暗代谢几乎似有类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别情况。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后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讨。
例如西方的欧洲文化，自第五世纪罗马帝国瓦解到十世纪，战争相寻不息，新国互有兴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欧洲文化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这时犹如日出东方，西方正处于长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国，恰是由南北朝经唐朝、五代，到宋朝开国初期的阶段。虽如旭日东升，朝阳艳丽，有时也是阴云密布，阳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第九世纪开始，由黑暗时代进入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时期，长达六个世纪之久，到十五世纪才渐渐有了转变。十六世纪“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换了一个崭新的面目。
所谓“经院哲学”，就是专门研究基督教的神学，它在研究怎样认识神与实在存在的关系。思辨精密，论证迂回，烦琐曲折万分，所以后世学者又有称它是“烦琐哲学”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国从十世纪开始，便是宋朝建国，到十一世纪中间，宋儒的理学、道学也开始兴盛，二程(程颢、程颐)一系传承的朱子(朱熹)学派建立权威。“四书”的朱著章句之学，也迂曲范围了周公、孔子以来的儒家“经义”之学，长达八个世纪之久，到二十世纪的初期，遗风渐息。在这样一个长期的黯淡状况中，犹如在东方的日丽中天过后，阴霾四合，完全是一片“万木无声知雨来”的现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纪中苦难的中国，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华。
我们必须先要了解了前面所讲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然后回转来探讨儒家学说的演变，就可启发大家的反思，运用“正思维”来寻求答案，然后再来重估传统儒学对人类的“人道”文明的价值了。
文运鼎盛的前因
现在要讲宋初的文运之先，必须要注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权的兴替，与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家之学的盛行，并无多大影响。甚至反使当时的聪明才智之士，厌恶乱世，逃避现实，去参禅学佛或修炼神仙道学。宋朝初建，禅宗的“五家宗派”正是盛极一时。道家和道教经过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声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就有禅僧道原首先汇集禅宗公案的《景德传灯录》著作面世，而且有当时的名臣杨亿为它作序推荐。这是后世研究禅宗第一部重要的宝典;《五灯会元》等书，都是后来居上的续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张京房召集道士所集《云笈七签》大部著作的完成，为后世编集《道藏》开其先河。稍后，有张紫阳(伯端)《悟真篇》问世，融会禅佛儒行的精华，是开创道家“神仙丹诀”“南宗”的宝典。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经说过，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开始的雕刻传统儒学“九经”出售，以及周世宗(柴荣)时代“九经”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经”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读书士子学习儒学更加方便有利的条件，也是使儒学更为广泛传布的原因。因此，宋初文运的鼎盛，并非出于偶然，实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时也需要了解，在唐宋的阶段，中国的学术文化的重镇，大多还在关中(陕西、山西)及河洛(洛阳、开封)等黄河流域等地。唐宋的名儒学者，也是这个区域范围的人物占多数。过去所谓的“华夏文化”“中原文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这一区域的人。
到了宋朝开始，由读书学儒而考取功名，渐至跃登为朝廷的政要，功显当时、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是平民、贫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或如说，“一举名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等颂辞，便是从宋初开始，考试制度最为成功特出的现象。
但是，同时还有一些读书学儒有成的学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终不求功名，以耕读自娱，终身以学问为重，虽然名重当时，但又隐居不出的处士也不少。所谓“处士”的意义，就是善于自处，不求闻达于当时的清高代号。这在唐代的习惯上，称为“高士”，再早一点便叫“隐士”，都是同一含义的名称。这一类人，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也很重要。甚至每使历代的帝王或朝廷，隐隐约约都在注意他们的言行举动，心存顾忌。那些帝王将相生怕被他们看不起，而使自己很不安心。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从西洋的政治学说上，勉强的比类，便是属于保留“不同意”的主张或“不合作”的态度的人。不过，这种比方也很勉强，中国文化中的隐士、高士们，是属于道家一流的人物。他们绝对不肯只为自己而鸣高，有时为了国家天下人民的利益，也会婉转设法，提出很有影响力的主意，帮助社会的安定，然后即所谓“功成而弗居”、“没世而无闻”而已。
宋初开国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赵光义继位的第九年，年号“雍熙”开始，就召请当时在华山的隐士陈抟入朝，在名义上是皇帝向他请教道术。究竟他们所谈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历史所载，都属于官府公告式的官话，就不必讨论了。陈抟当然不会久留朝廷，立即请辞还山归隐。但在这一年内，太宗就颁发诏令，要求民间提供遗书。所谓“遗书”，就是有些人的著作，还没有公开问世，被社会上所不知道的书稿。过了四年，改年号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赵普的宰相职位，正式发布吕蒙正为“同平章事”(事实上，就是宋朝对宰相的官衔名称)。
钱若水一番有骨气的话
吕蒙正，我想大家大概都会知道，他是宋初最贫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时候，一边上山砍柴谋生，一边苦志读书，经常会在山上劳动中碰上大雨，肚子饿了，就将斗笠的雨水泡冷饭吃。他读书有成，功名得志，结果当了宋太宗的宰相。我们现在特别提出吕蒙正来，就是说明由他开始，宋初百年之间，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贫寒出身的儒学之士。尤其在吕蒙正以后三十年左右，便有从最贫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颂他是出将入相，英雄而兼圣贤的人物，也是开创宋代文运最有贡献的大贤。我们只要翻开《宋史》，读了吕蒙正当宰相前后时期的“翰林学士”钱若水答宋太宗的对话，便可知道宋初开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风格，实在大有不同于历代帝王政体的特点。史载：
宋太宗谓侍臣曰：“学士之职，亲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他说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学士)。”又曰：“士之学古入官，遭时得位，纡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为荣矣。得不竭诚以报国乎!”若水对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其或以爵禄位遇之故而效忠于上，中人以下者之所为也(如果只是为了做官便表示对你皇帝尽忠的，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钱若水的一番话，也代表了宋朝开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数十年间，如吕蒙正、王旦、吕端、王曾、寇准一辈儒者的正义和作风，实在足为有志从政者的针砭名言。
到了宋真宗时，又征召终南山隐士种放入朝，结果种放还是不来。又因澶州之役过后，极力提倡“神道设教”的政策，便赐封信州(江西)道士张正随号真静先生，为他建上清院及授箓院。这就是后世江西龙虎山张天师的起源。
我们先要了解宋初的文运，有关儒佛道三教鼎足并茂的情形，然后再来了解宋初开国六十多年以后，到了宋仁宗赵祯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间(1023年—1063年)，才出现一群名儒贤相，先后相继执政的鼎盛时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学(理学)的开始。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还由刘太后主政，仁宗只是备位而已。刘太后死后，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岁的时候，才由他自己当家，才算是真有实权在手的赵家天子。但他自己亲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观和佛寺，不用内侍(太监)罗崇勋。立即召范仲淹为“右司谏”，以备咨询。这也说明由宋仁宗开始的宋朝文运，好像演电视剧一样，首先由范仲淹登场亮相，也并非是偶然的事。当宋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前后，宋儒理学家的兴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响，或经他的培养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庆历三年前后开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蔡襄等人。稍后，便有司马光、苏轼(东坡)三苏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辈人物。
因范仲淹的关系，影响一代的大儒，如胡瑗(安定先生)、孙明复(泰山先生)，以及后世称为“五大儒宗”的周敦颐(濂溪)、张载(横渠)、程颢(明道)、程颐(伊川)、邵雍(康节)等，直接或间接，都与范仲淹先后有关。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文《岳阳楼记》中所说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是他写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实践行履的守则。
(说明：本文选自南师怀瑾先生著述《原本大学微言》，依据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版点校，请放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