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黄玉顺《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

　　黄玉顺自2004年正式提出“生活儒学”以来，先后出版有文集《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 、专著《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 和文集《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 ，发表相关论文、文章近百篇。生活儒学已成为当代儒学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学派。

　　《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 (以下简称《论集》)是黄玉顺关于“生活儒学”研究的又一新作。《论集》一书收录有黄玉顺在2008至2009年间发表的关于“生活儒学”的十七篇论文和四篇相关文字，分为“生活儒学的阐明”、“生活儒学的儒学史论”、“生活儒学的比较哲学视域”三个专题和一个包含四篇有关生活儒学对话与访谈的“附录”。该书是黄玉顺近两年学术成果的一次总结，是对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的进一步阐明，也是对学界有关“生活儒学”评论与批评的回应。书中所录论文涉及许多重要的哲学与现实问题，反映了著者最新的思想成果，其理论价值与学术用心，令人称道!《论集》的出版是黄玉顺关于“生活儒学”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成果，是黄玉顺学术历程中的又一重要思想坐标，其卓越的思想见识为当代形而上学重建与儒学复兴提供了新的思想进路。

　　一

　　存在、生活与仁爱为儒学奠基是生活儒学的重要观念之一。《论集》收录了黄玉顺关于儒学奠基性问题的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即以最前沿的哲学观念为思考平台，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出“存在给出存在者”、作为存在显现的爱的观念奠基儒家思想的理论见识。《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以康德的“奠基问题”为论说起点，回溯“奠基问题”的分析思路，在对康德“理性为形而上学奠基”的质疑中，指出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的基本思想框架实际为“现象与本质”二元架构的思维模式，从而反思西方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中“主—客”二元架构的思维模式所遮蔽的问题。论者以此为切入口，以现象学为视域，精彩勾勒了西方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批判了“主—客”二元架构的认识论所产生的主体性、存在者观念，提出了“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从而表明“存在给出了存在者” 、“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的生活儒学的最基本命题：“生活是包容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一切存在者都是由生活给出的，都由生活生成。” 这就突破了传统本体论与认识论主客二分的对立模式，还原了存在的本来样态。

　　在此基础上，黄玉顺又回溯了古汉语中“在”、“存”的含义，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仁爱”即是一种生活情感，“生活就是仁爱，存在就是温存”， “这种生活情感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这种情感就是生活的显现、存在的显现。” 最后在与舍勒的情感现象学比较中，指出爱是儒学最本源、最核心的思想。

　　在《爱，所以在——儒学与笛卡儿哲学的比较》中，论者以辩难的姿态，追问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我”是何以可能的，也就是追问“自我意识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观念是怎样在观念中显现出来的” 。这样的追问不仅蕴涵着“一切存在是何以可能的”，并且蕴含着一种“存在”的观念;由此追溯中国本源的存在观念，指出儒家本源性的爱的观念不是笛卡儿式的“思”，更不是笛卡儿式的“我思”，而是先行于“我”之“思”的事情——作为存在之显现的爱的生活情感。

　　这两篇论文不同于以往对儒学思想的分析，而是以“生活—存在”为思想视域，阐明了存在、生活与仁爱情感是儒家思想的大本大源，并独到地指出：儒家的“仁爱”既不是形而下的道德情感，也不是形而上的“性体”，而是源于本真生活的生活情感。这就将仁爱的本源还原回存在、生活本身，为“此在”之爱提供了情感依据，为儒教信仰提供了学理支撑。

　　黄玉顺对儒家“仁爱”的阐释，既超拔于传统儒学对仁爱的理解，又与基督宗教中的爱理念相区别。如果说传统儒学对爱的表述为有差等的爱、基督宗教之爱是对彼岸的终极存在的爱的话，那么生活儒学从存在、生活层面为爱提供了本源。仁爱并非因为彼岸的上帝，也与现世功利无关;仁爱的依据就在此在，仁爱源于本真的生活情感，由此为形而上学与形下制度奠基。       
    二

　　黄玉顺在《论集》中深化了对生活儒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以及生活儒学对形而上重建等问题的思考。生活儒学的一个重要观念是以存在—生活为本源，重建形而上学。此一观点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质疑。《论集》收录了黄玉顺就学界同仁胡治洪、陈明提出的质疑和问题所作的回答。在回应中，黄玉顺回溯了西方本体论哲学的认识论传统，指出“中国的‘形而上者’和‘形而下者’与西方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之间，虽然不存在观念实质上的等同性，但却存在着观念层级上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在古今中外，形而上学都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儒学之所以要破解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并对其重建，是因为不管是西方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还是孔孟以后、秦汉以来的儒学形而上学，都遗忘了存在，即在其理论构建中蔽塞了生活本源。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转变，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弊端随着人类生存方式导致的危机而凸显，因而建基于其上的形而下的伦理与制度规范也随之失效。面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式微，我们必须对其反省、批判，这就必须追问“形而上学何以可能”及“存在者何以可能”，就必须追溯形而上学是如何被奠基的问题。

　　黄玉顺在对生活儒学的渊源关系(生活本源 → 形而上学 → 形而下学)的阐述中明确指出：生活儒学绝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只是生活儒学的一个层级而已。“生活儒学所认定的真正的大本大源，绝不是什么形而上学，而是作为所有一切东西(包括形而上学)的源头活水的生活。” 这一思想突破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为形而下学奠基的观念，指出形而上学的源头是存在本身。不管是形而上学，还是形而下学，皆源于生活。这无疑将凝滞、僵化的传统形而上学置回到生活的本源。

　　对形而上学的这种反思，既是对传统哲学与思维方式的一次清理，也是为后现代主义以来被解构的形而上学重新找回凭依;生活儒学对形而上学的建构，更是对传统儒家思想形而上层面建构的重新省思。此论题题旨重大，对其研究的深入有利于思维及认知方式的革新。本源于存在、生活的生活儒学形而上学如能建构成功，无疑将为21世纪人类思想史做出重要贡献。

　　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形而下学，是一种以“人”这个主体为本、通过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无尽攫取以确证主体性的一整套生存方式、价值观念与制度安排。但是，随着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能源危机等问题的不断加剧，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弊端愈发明显。生活儒学渊源关系所指出的源于存在、生活本源的形而上学，同时生成形而下学，其意义格外重大。它不同于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形而上学观念，而是揭示出形而上学存在的大本大源。这一思想攻破了西方哲学一直以来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思维模式，为形而上学重新找回其奠基的根源。同时，这一思想也为后现代主义将形而上学解构后产生的价值虚无困境提供了解决的可能，重新为“此在”的价值找到根据，对当代思想乃至信仰的建设意义尤为重大。

　　当然，就生活儒学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如何重建奠基于生活本源的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并以其为依据实现儒学复兴，仍是生活儒学研究者下一步必须完成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