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至1997年间，中国大陆地区的儒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研究机构、人员不断地增加，研究者的心态更加健康，视域更加宽广，研究的问题更加深入，方法与成果更加多样。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新生代正在成长。作为生力军的中青年学人和博士研究生们的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

　　总的说来，在海内外、东亚诸国、中国两岸三地儒学研究互动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日益以平等心与先儒作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体认儒学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在对儒学的基本看法和评价尺度上，世纪末的学者作出了极有意义的世纪性的翻转。前孔子儒学的研究和对经学的创造性诠释，成就斐然，且成为目前的一个研究热点。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研究热点是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儒学与原始宗教、现代宗教的关系问题。宋、明、清儒学与当代儒学仍然是热点，这些领域的研究已向深层次发展。“天人合一”、“普通和谐”、“和合学”的讨论与儒学的现代意义、终极关怀的问题交织成一体。通过对儒学的深入研究，大陆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根源性、民族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认同感加强。方法学上更加多元，学者们纷纷以宗教学、哲学形上学、人类学、社会学、地域文化、民俗学、政治史、教育史、思想史、哲学史、知识分子问题等多种进路，或采用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沟通理论等方法，或各种进路、方法的交叉互补等，来研究儒学。

　　一、前孔子儒学和经学之研究

　　1. 儒之起源

　　关于儒学的前史，北京大学教授陈来的新著《古代宗教与伦理棗儒家思想的根源》( 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3月初版，三联与哈佛燕京从书之一)，作了溯源式的考察。作者指出，这部著作的主旨是推原儒家思想的起源，因此可名之曰“新原儒”。全书分导言、巫觋、卜筮、祭祀、天命、礼乐、德行、师儒八章，重点论述早期儒家思想的兴起，述至西周为止。作者申言，“对于古史和古代文化这一文本，本书所提供的是一个注重宗教椔桌硖逑档乃枷胛幕舛痢!?第17页)作者通过考古资料、古代巫术、宗教、礼俗的研究，综合人类学、社会史、原始宗教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的慧见。一般人以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精神文明(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人文觉醒)与以前的文明相比，有一个大的飞跃。本书作者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思想与西周之间，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的因袭损益的关系。作者强调，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并没有一个神话时代作为背景和出发点，宗教的伦理化在西周初即已完成。“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孔子时代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了。同时，西周文化又是三代文化漫长演进的的产物，经历了巫觋文化、祭祀文化而发展为礼乐文化，从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又发展为伦理宗教，形成了孔子和早期儒家所产生的深厚根基。”(第16页)也就是说，作者把人文的转向(而不是超越性的提升)和儒家的诞生推到西周。本书末章检讨近世以降诸名流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冯友兰、徐中舒等有关“ 儒”及儒之起源的论说，强调周代师儒的教化传统兴儒之起源的关系。此外，周月亮出版了《孔学儒术椩缙谌逖Ъ捌溲莼?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关于巫、史、王宫文化与儒的关系，韩德民：《夏商周：儒家社会理想的历史前提》(载《国际儒学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赵吉惠：《现代学者关于“儒”的考释与定位》(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3期)，刘德增、王大建：《从侏儒说到儒棗儒为术说证实》(载山东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阎步克：《乐师与“儒”之文化起源》(载《北京大学学报》1 995年第5期)、张富祥：〈从王宫文化到儒家学说〉(载《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等文提出并归纳、综合了诸种不同的主张。

　　2. 经学一般

　　与经学史，出版物有杨成孚：《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陈克明：《群经要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是著者继《两汉经学史》之后的续作)、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及王葆玄：《西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6月)等。经学典籍整理方面有种肇鹏、周桂钿等合撰：《春秋繁露校释》(齐鲁书社，1994年)、黄怀信等合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的增订本，199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199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关于《诗经》，有青年学者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关于《中庸》，有中年学者萧兵的《中庸的文化省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关于《尚书》，有老专家刘起〖FJF〗 C755 〖FJJ〗的《尚书学史》的订补本(中华书局，1996年)。刘老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6年6月，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金老景芳先生与吕绍纲先生合著的《〈尚书.虞夏书〉新解》。两位作者计划的《尚书新解》分为四册，尚有商书一册、周书二册待出版。金老认为，清儒注意一个个字的训诂考证，对于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则不够，这一套新解就是要弥补此不足。

　　3. 三礼之学

　　三礼的研究颇为突出。李学勤：《古文献论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和《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文物出版社， 1991年)等著作，在礼器和诸子简帛本不断出土的基础上，肯定礼治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尤其令人振奋的是，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战国中期的竹简，其中保留了一万五千多字的资料，除《老子》之外，还有《礼记》的一些篇目。尽管文字与传世本有区别，但至少说明《礼记》中的有的篇目在彼时已经存在了。此外，还有一些儒家资料不见于传世文献。1995年9月笔者陪杜维明教授到荆门博物馆参观，曾看到过几枝竹简。据该馆刘祖信馆长和发掘、整理者介绍，这些楚简用楚文字记载了鲁缪公与子思的对话。从“仁、义、礼、智、圣”五行和“慎独”等内容看，有的文字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行篇》相类似。这批竹简的释文尚未公布，但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和《文物》杂志公布，相信会引起《礼》学研究者和思孟学派研究者极大的兴趣。

　　研究上古思想的老当益壮的杨向奎先生，著有《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 992年)，此外他还发表了关于《易》、《书》经的论文。北京师大刘家和先生的《古代中国与世界棗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武汉出版社，1995年7月)亦涉及到古代礼乐文明。新近有钱玄的《三礼通论》和《三礼辞典》问世，南京师大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一大批博士生的论文围绕著古代礼乐文化而展开。例如杨华博士的《先秦礼乐文化》， 1997年3月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这一著作的视域是从乐看礼，偏重乐的研究。作者是复旦大学杨宽教授的博士生，1994年获得学位。台湾文津出版社“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从刊”19 92-1993年前后出版的博士论文有：邹昌林：《中国古礼研究》;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张鹤泉：《周代祭祀研究》;李衡眉：《论昭穆制度》;康学伟：《先秦孝道研究》;陈锡勇：《宗法天命与春秋思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编的《博士文萃》，有苏志宏：《秦汉礼乐教化论》、吴予敏：《先秦礼乐文化研究》等。此外还有庄福林：《礼的起源、实质及从礼到法的转变》(东北师大徐喜辰教授指导)，于永玉：《仪礼丧服研究》(吉林大学金景芳教授指导)。笔者指导的龚建平的博士论文《礼记哲学思想研究》亦即将杀青。

　　此前有彭林博士的《〈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1年出版;朱凤翰博士：《商周家族形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田昌五、臧知非合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1996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湖南学者陈戌国分别于1991、1993、1995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先秦礼制研究》、《秦汉礼制研究》、《魏晋南北朝制研究》等，三部著作，从礼制角度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阎步克：《礼治秩序与士大夫政治的渊源》(《国学研究》第1集 )，吴予敏：《论周礼的建构及其对村社礼俗传统的扬弃》(《学人》第1辑)，姜义华：《论《礼记》及其文化内涵》(《中国文化》第14期)分别从政制、化民成俗、伦理社会等层面讨论礼、礼治、礼教、礼学、礼俗问题。以上论著对“礼”的起源、内容、形式、本质、功能、价值、意义作出了多方面的新诠，标志大陆学人对礼乐文明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 易学史与帛书易

　　《易》学经传的研究热潮仍没有衰退的迹象。从科学、人文、管理、人生、民俗等各层面阐发易理的论著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有唐明邦等的《周易评注》(中华书局，1995年)、朱伯昆主编的易学从书、罗炽在武汉出版社主编的《中华易文化传统从书》等。北京大学朱伯昆教授的四卷本《易学哲学史》，因种种原因，延至1995年1月始由北京华夏出版社以全书在大陆面世。全书144万字，从春秋战国直至清代，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最有功力的易学研究专著。作者阐明了每个时期易学哲学的特点，对战国时期形成的《易传》、西汉卦气说、魏晋玄学易、两宋新儒家易理和清代汉学家的整理与解说，作了详尽的、史论结合的论述。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月推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敦康研究员的《内圣外王的贯通棗 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是一部易学断代史论，计35万余言。该著不唯论述李觏、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的易学思想，尤其体认新儒家的精神。导论与附录表达了作者对易学史通论及汉易、魏晋易、现代易的慧识。此外，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上下册)已于1996年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锐的《宋明易学概论》也已于19 97年由辽沈书社出版。

　　1993年，《马王堆汉墓文物》第一次公布了1973年出土的帛书《系辞》，因而引起学者们的讨论。与传世本《系辞》相比，帛书《系辞》缺少了一些段落或句子，这些段落或句子，多见于帛书另外几篇《易传》(如《要》、《易之义》)之中。此外还有一些异文。关于通行本《系辞》与帛书《系辞》的关系，张岱年认为是不同的传本，通行本是田何传本，帛书是楚地传本，二者的关系是同时异地。楼宇烈、王葆玄、王博认为帛书《系辞》是最早的《系辞》本子，通行本《系辞》是在帛书《系辞》基础上，糅合《易之义》和《要》等篇文字而形成的。廖名春则认为，帛书《系辞》是对接近于通行本《系辞》之祖本的节录。关于帛书《易传》的学派属性，陈鼓应、王葆玄、李定生等认为是道家作品，李学勤、廖名春等认为是儒家作品，与孔门易学有关，余敦康则认为是非道非儒、亦道亦儒之综合体。〔详见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这里参考了王博：《关于帛书《系辞》的讨论》，《中国哲学年鉴》(1994)〕帛书易传的校释本以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增订本)为佳(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马王堆帛书《周易》包括《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几篇佚书。其中《要》篇贬抑象数，强调德义，托名孔子。朱伯昆认为，此篇可能成于秦汉之际或汉初，讲学易的纲要，提出以德代占说，发挥孔子思想，与荀子学派一致，不同于后起之象数之学。(详见《国际易学研究》第1辑)王葆玄认为《易》与《易之义》产生于秦火之后，作者属荀子一派，即西汉人所谓鲁学。(详见《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廖名春认为，《要》的抄写年代可能早于汉惠帝，所谓“要”即摘要，其中与今本《系辞》相同部分应是抄自《系辞》。《要》中所载孔子言行与其它古书相合，应是战国晚期孔子后学中传《易》者所记载，这些记载表明孔子作《易传》是可能的。(详见《中国文化》第10期)

　　5. 公羊经学

　　邓星盈、黄开国的《汉代经学之争》(载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详细讨论了汉代今文经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多次纷争的过程、焦点及其结果。周桂钿认为，公羊传与董仲舒和齐学的关系密切，支持金德建的公羊传是董氏的述作的观点。(金文、周文分别见《管子学刊》1993年第2期、1994年第1期。)关于汉宣帝石渠阁会议上，谷梁学为何竟战胜了公羊学的问题。王葆玄认为，公羊学派是一个极具雄心与魄力的学派，其所谓孔子为素王，是指孔子“王鲁”，代表着周朝以后圣王的正统。他们阐扬“获麟”，给人以野心勃勃的印象，故不能深得汉帝信任，如董仲舒、公孙弘均无实权。汉武帝之后，公羊学大师建议汉帝禅位，形成对汉帝权力的威协，因而遭到汉宣帝的仇视。谷梁一派借机否认孔子“王鲁 "之说，主张孔子为殷王后人，使孔氏家族不具有受命为王的资格，因而在石渠阁会议上得到宣帝支持。公羊家在失败之后，将“麟为孔子受命之瑞”的命题改为“麟为汉将受命之瑞 "的命题，故能再度兴盛。(《西汉经学源流》)汤志钧认为，公羊传从尊卑观念来称赞隐公，宣扬“大一统”，谷梁传则对隐公有褒贬，讲的是宗法情谊。前者讲宗法而偏重于政治，在汉武帝时期起了突出的作用，但也造成弊端。后者将宗法与礼仪相结合，用情谊感化，有利于解决武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故得到汉宣帝的支持而取得胜利。(《西汉经学与政治》，以上参考了郭沂、宣甫的概括，见《中国哲学年鉴》1996年。)

　　深圳市行政学院教授蒋庆的《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6月，《国学从书》之一)是从总体上诠释公羊学的著作。作者亦论述了孔子后学、孟、荀至司马迁、董仲舒、何休等，在公羊学传统中的历史作用，但作者意不在经学史的考察。这是一部以公羊学的精神与风格阐发公羊学的著作。作者在序中坦言：“本书为公羊学著作，而非客观研究公羊学之著作。”全书共六章，首章论公羊学的性质，二章论公羊学的创立与传承，三至五章论公羊学的基本思想，末章为散论。作者把儒学分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后者从思、曾到宋明儒，迄今不衰，而前者以公羊学为代表，经世治国，在改制立法中来完善人性。作者认为，把全部儒学等同于心性儒学(为己之学)是片面的，这就否定了儒学的政治智慧和制度建构。作者指出，公羊学的焦虑既是实存性的，又是制度性的。公羊学是区别于政治化儒学的批判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学不同，公羊学反对将君主制度绝对化、永恒化、神圣化，其批判精神直接源于《春秋》经，其批判是政治批判与制度批判。作者认为，公羊学是区别于内圣儒学的外王儒学，反对将儒学封闭在生命心性、个体存在、形上超越的领域。公羊学是在黑暗时代提供希望的实践儒学，不是空想。作者认为公羊学为儒家政治智慧的集大成者。否定儒家政治文化资源，在今日只能舍己从人，全盘西化。作者真诚相信《春秋》为孔子所作，公羊传为孔子自传，公羊口说为孔子亲说，且相信孔子为王，孔子作《春秋》是要为万世立法。笔者认为，蒋书提醒人们注意儒学的政治资源、政治智慧，不要把儒学约化、缩小为道德心性之学，是十分重要的，把政治儒学与政治化的儒家(儒学)区分开来也是正确的。作者对公羊学的传承系统和基本思想的发挥，颇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心性儒学政治儒学的二分也是有问题的，强调心性的儒者(从孟子到黄宗义)都在政治实践、制度诉求中有内圣外王多面的建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政治资源与道德资源。不仅公羊学、整个儒学社会政事方面的建树也是多面多样的。

　　与蒋书不同，北京师大教授陈其泰的《清代公羊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4月) 是客观研究与清朝危机相激荡的清代今文经学的专著。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魏、廖、康，直到皮锡瑞与晚清新学，作者历史地评述了诸多思想家的改制思想及其对公羊学的阐释、借取与发挥，再现了经学时代结束前的壮观的一幕。关于清代今文经学，杨向奎、朱维铮、袁伟时、高奋强、陈其泰等都有专文讨论。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黄开国研究员的《廖平评传》(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国学大师从书”之一，1993年8月)论述了廖平经学之六变，是关于廖氏经学的力作。

　　这里还要附带说一下汉代的谶纬之学。钟肇鹏的《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国学从书”之一)是系统的研究专著。刘泽华：《汉代《纬书》中神、自然、人一体化的政治观念》(《文史哲》1993年第1期)，董平：《论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研讨了在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下纬书作者们的理念与方法论。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指导的博士生冷德熙的博士论文《纬书政治神话》，1996年5月由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出版时书名改为《超越神话棗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作者认为，在春秋战国到秦汉这一大时代中，华夏文化经历了从道家哲学本体论到汉代宇宙生成论，再到纬书政治神话之创世神话的过程。作者考察了中国政治神话的诸形态，研究天人学说成为政治神话的过程。作者认为，儒教是一种以天人关系为神学中心的宇宙宗教，其一元神为天，其教主为孔子。作者详细讨论了圣王、圣人、孔子神话的意义、功能及得失。

　　与此相关的汉代思想家的研究，北京师大教授周桂钿出版了《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董仲舒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王永祥也出版了《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另有马育良的《汉初三儒研究》(黄山书社，1996年)等。

　　6. 思孟学派

　　过去古史辩派否定有思孟学派，马王堆帛书《五行篇》的出土，找到了荀子之说的确证。据庞朴在《文物》、《文史》等杂志上所发表的关于思孟五行的新考，认定思孟五行不是指水火木金土，也不是指的仁义礼智诚，而是“仁义礼智圣”。荀子批评思孟，不在于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案往旧造说”。魏启鹏《“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将此篇定名为“德行”，肯定这一篇文字为子思与孟子之间的中间环节，并在庞朴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此篇文字与《中庸》、《子思子》、《孟子》的关系。廖名春认为，思孟五行说是指仁义礼智圣这五种德行出于人性的性善论，荀子的批评则是从性恶论出发的。(《思孟五行说新解》，《哲学研究》1994年第11期)李景林认为，在性与天道、天与人的关系上，思孟与荀子有深刻的分歧。《中庸》、《孟子》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言天人合一，赋天道以价值本原意义。荀子批评思孟五行说，实以天人之分反对思孟的天人合一。在思孟著作里，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不仅可找到其德目内容，而且可寻绎其内在理论结构及其涵义的逻辑线索。 (《思孟五行说与思孟学派》，《吉林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按，此为作者博士论文《孔孟心性思想研究》的一节，指导教师金景芳，1996。)

　　近几年关于孟子和孟、荀人性论比较研究的论著相当丰富。杨泽波：《孟子性善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博士文库”之一，著者系复旦大学博士，指导教师潘富恩教授)是其中一项成果。作者提出“伦理心境”的概念，这是指人处理伦理道德问题时特有的心理境况和境界，是社会生活和理性思维在内心的结晶。作者以此解读性善论，认为通过生命体验启发人们对自己伦理心境的体悟，是孟子性善说立论的奥秘之所在。作者发现孔孟心性之学的分歧，认为孔子的人性包含了欲、仁、智，而孟子只突显仁。作者认为，孟子仁性伦理与康德理性伦理有本质的不同，就自律而言，孟子是良心本心自律，根据是自己的良心本心，康德是理性自律，根据是理性对于道德规律的认识。此外，两者在道德形上学、圆善论方面亦不相同。作者检讨了牟宗三先生心性之学的不足。对此，台湾学者杨祖汉教授作出了回应。(详见杨文：《牟宗三先生对儒学的诠释棗回应杨泽波的评义》，载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10 月。)诚如李明辉教授在编序中所说，两杨的讨论是正常的学术讨论，双方都有自己的理据，杨泽波的著作不失为有创见的学术成果。